中國為什麼不自由

Ⅰ 聊聊中國人有啥西方人沒有的自由呢

吸煙很自由。在中國，很多場所都是可以隨便吸煙的，但是在美國，基本上室內都不可以，除了拉斯維加斯的賭場我見過允許抽煙的。

Ⅱ 近代中國自由主義失敗的原因

論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失敗的原因

自由主義思想是近代中國最具有代表性的社會思潮，它並非產生於中國本土，而是發源於西方，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其後自由擴大到城邦政治生活中，成為一種原則。自由主義則是在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後的近代社會的產物。自由主義的基本內涵是：1.政治自由主義，反對絕對主義，爭取個人的政治權利，爭取憲政政府。2.經濟自由主義，其基石是財產私有、市場經濟以及國家較少對經濟干預與控制。3.社會自由主義，關注社會正義，關注弱者的基本生存權利。4.哲學自由主義，強調個人的價值與權利，堅持個人至上的觀點。
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強制打開了中國國門，列強侵略、壓迫中國的同時，他們的科學技術、思想文化也隨之進入中國。自由主義思潮也由此進入中國。自由主義最初進入中國是在19世紀早期，當時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自由主義在中國真正開始廣泛的傳播，始於19世紀末，主要是嚴復和梁啟超介紹。嚴復最早最系統的介紹了西方的自由主義，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近代文化之重大差別主要在於對自由的概念與理解。我們可以把嚴復和梁啟超看做自由主義的先驅，但是他們並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因為當時自由主義對於他們而言，只是一種救亡圖存的權宜之計，而非終極性的價值追求。
中國近代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出現在五四時期，以張東蓀、胡適等為主要代表，這是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高潮期。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的發展對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思想文化都產生了一定影響，加快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但是自由主義並未成為近代中國最終的選擇以失敗而收場，究其的原因則表現在眾多方面。
一、傳統中國君主專制統治思想對自由主義發展的阻礙
政治自由主義思想反對政府專制，認為國家應當充分尊重個人的權利與自由，並對公民的各種合法的自由活動提供政治保障，認為公民應該平等地參與選舉、立法等政治活動。但是，自由主義傳入中國之時，當時的中國無法滿足自由主義的政治需求。中國在長期君主專制思想的影響之下，國家的統治階級代表少數貴族階級的利益，普通民眾沒有權利和自由而言，專治、人治的政治文化傳統在中國已經根深蒂固。此外，長期的君主專制和傳統教育的影響，使聖君賢相和清官意識根植於人們的思想中，它表現為奴性十足，人們不知捍衛自己的權利、自由和尊嚴，因此自由主義就很難在廣大民眾之間得到認可，所以失敗也就成為了必然。因此，無論從國家層面還是從個人和社會層面，當時的中國無法為自由主義的發展提供必備的政治環境。
二、近代中國缺乏自由主義發展的階級基礎
近代中國是一個封建農業大國，以自然經濟為主，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占的比重較小，因此資產階級力量較弱。農業大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中國大多數的民眾都是農民無產階級，中產階級力量十分弱小。農業大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中國大多數的民眾都是農民無產階級，中產階級力量十分弱小。辛亥革命後的二三十年時間，中國社會階層逐漸分化，市民社會有了初步發展，但並沒有完全形成一個自由主義能夠依靠的中產階級。此外，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主要是少數城市知識分子，他們雖然發動了自由主義運動，他們為自由主義提供了聲勢浩大的輿論力量，卻無法決定自由主義運動的成敗。社會層面力量的缺乏註定了自由主義是缺乏階級依屬的無根之草，這也成為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發展的一大障礙。
三、近代中國忽略經濟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基本內涵包括政治自由、經濟自由、社會主義自由、哲學自由等，經濟自由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但是經濟自由主義在中國卻是被被忽視的。在近現代中國，經濟自由主義始終未曾獲得與之重要性相稱的一席之地。自由主義者們通常對經濟問題緘口不語，要麼是`均富、`計劃、`第三條道路等反經濟自由主義的常談。近代知識界都表現了對自由經濟的隔膜和排斥，中國的自由主義主要發生於政治與文化領域。雖然說說經濟自由主義並沒有完全缺席於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脈絡，但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只是思想史中的涓涓細流。在近代中國的救國熱潮下，自由主義被當作救國工具，作為其核心價值的經濟自由主義被遮蔽，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的發展也逐漸萎縮。
四、近代自由主義自身的不足
按照殷海光先生的說法，中國自由主義者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先天不足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方面，自由主義並不是出自中國本土，這也導致中國自由主義缺乏自身的理論建設，未能形成完整且嚴謹的理論體系，無法為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另一方面，傳入中國的自由主義已是多種思潮的融合體，這使中西方自由主義很大的不同，這個特點也決定了自由主義在中國語境下有遭到誤讀而發生歧視的可能。同時，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這並沒有實現中國化，也沒有基於中國實際的理論。正是由於這種理論建構上的不完善，使得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根基膚淺、內力不足，理論常常難以讓人信服，猶如水中浮萍，搖搖欲墜。
五、結語
雖因種種因素，自由主義在20世紀的中國遭遇命運不濟的冷遇。但自由主義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的失敗，並不意味著它所選擇的方向之最終無意義，我們仍當以同情的理解去珍視這份思想遺產。

Ⅲ 為什麼中國人到了美國之後，反而感到不自由

因為許多人不了解自由不是自私。自由的基礎是基於尊重別人也有同樣的自由。如半夜三更放鞭炮的自由不是該有的自由，是完全不尊重周圍鄰居5百人免受驚擾的自私。在美國社會里。不尊重別人的自私是不被容忍的。

Ⅳ 中國五千年歷史為什麼沒有自由二字

自由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人活著就要為生存奔波，無論是身體，還是思維都得與環境相適應。
所以，也就失去了絕對的自由。

Ⅳ 人民幣為什麼不能自由兌換外幣，為什麼要進行外匯管制

中國不是不想人民幣自由兌換，而是還不敢，或者說不具備實力。

因為中國政府既追求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又想控制對國際貨幣美元匯率的穩定。那麼，根據蒙代爾不可能定理，資本勢必無法完全自由流動，也就出現了外匯管制，俗稱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

蒙代爾不可能三角：國內貨幣政策自主獨立性、匯率穩定性、資本自由流動，三者不可共存，又稱「三元悖論」

內貨幣政策：必須自主，尤其是核動力印鈔機不能停。另外，加息/降息（基準利率調整）、存款准備金率升降（貨幣乘數）、信貸政策松緊度等等，GOV都不忍心不牢牢把控，並隨心所欲、隨機應變的朝令夕改

匯率穩定性：美聯儲是世界人民的央行，而外匯儲備是中國人民的錢袋子，是購買中國不足物資和技術的保障，同時可以抑制國內同類型物資（尤其食品）的價格上漲。所以，外匯儲備必須保，匯率也必須保，若匯率崩，則意味著輸入性通脹，石油和食品價格上漲，威脅到工業生產和民生領域，是不可承受之重

三元保二棄一。即只能選擇限制「資本自由流動」，亦即如題「暫時幾年外匯管制」，「不能自由兌換外匯以防攜款潛逃勢態擴散」 。而 退一步理解這個邏輯，也可以認為是「中聯儲」（央行）的一片良苦用心吧

Ⅵ 不是批評，是不自由害了中國電影

不自由僅僅是一個方面，其他原因還有：

1、中國在特技水平上不如美國是一個原因，很多電影請外國特技工作室（例如阿修羅），而後就是水土不服，弄得中國電影特效跟外國差不多！中不中，洋不洋，不倫不類！

2、中國演藝屆功利化。中國90年代以前，拍攝的都是經典，因為那時候，中國電影、電視都是藝術，最近這些年，電影效果提升了，電影質量卻沒有了。而且整個演藝圈都被香港給帶歪了。例如以前的四大名著，無論看多少遍都不厭煩，現在翻拍很多次，都是垃圾。

3、中國體制上的原因。美國的電影有一個獨立的劇本審核制度，很多爛劇本，在劇本階段就被咔嚓掉了；所以，美國絕大多數片子，至少不至於賠錢。而中國，我們只能說制度還不成熟......

4、中國還有人情上的原因，我跟某演員關系不錯，指名道姓就要他演男（女）一號....（或者，我是演員，我跟某某關系不錯，脫不開懇求，要我出演某個爛片的男一號）（或者，我讓你演某某片子，就是給你面子，你如果不演——封殺）。還有投資方.....某老闆之類的，我們就是一點都不懂電影，我們就是有錢，我們就是要某某某當男一號、女一號.......
最明確點出這一點就是拍戰狼2的吳京，其在接受采訪是說「比如有人跟我說，這電影我投資了，你得用我女朋友。我說憑什麼啊，我自己媳婦都沒用。」

5、中國還有演員的高片酬，據說佔了電影投資的一半甚至更高....

6、美國電影就是流水線生產，套路都一樣，劇情差不多，結果都賺錢......中國電影是偶有精品，很多爛片（當然這也和國情有關）.....

7、中國市場太大了，只要有辦法，就能賺錢。典型就是《天機.富春》，沒開機就知道是爛片，但是就是評價2.9的片子，通過合理營銷，最終收獲頗豐。

8、轉型期的陣痛，例如很多演員轉行當導演，也有成功的，例如吳京和陳思成。當然也有失敗的：
黃磊翻拍日本同名電影《麻煩家族》，由於不接地氣，票房只有3232.5萬，豆瓣評分4.6；「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也想嘗嘗導演滋味，結果處女作《搶紅》票房為1625.4萬，豆瓣評分3.2；蔡康永的《吃吃的愛》票房2729.2多萬，豆瓣評分5.3；王嘯坤的《有完沒完》票房3739.9萬，豆瓣評分5.4；高曉攀的《兄弟，別鬧！》票房1210.2萬元，豆瓣評分3.5分；張歆藝的《泡芙小姐》票房1933.1萬，豆瓣評分3.6分……
如果他們都知道自己非拍電影的料，自然會停止導演生涯，那麼爛片會少一些。
總起來一句話，市場不成熟，導致爛片多。但是不成熟也孕育生機，例如吳京和陳思成。不試過怎麼知道自己不是百億票房的導演呢？

Ⅶ 為什麼中國歷朝歷代都不提「平等、自由」的價值觀

我的階級觀念根深蒂固，369等，是我國道家和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而且我國5000年的歷史，大多數都是中央集權，也就是說，皇帝的決斷決定一個朝代的興盛和衰敗，因此，中國歷朝歷代都不提平等自由的價值觀

Ⅷ 大家覺得我國自由還是美國自由呢奇怪的現象

美國開國時的其中一個構思是限制自由來換取自由。美國的言論自由保護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只要不包括危害社會安全或虛假信息。前者基本上是政府控告的刑事罪，後者是刑事和民事，例如誹謗和不符合商品條例（後者是因為已經有法案保護消費者）都有。
我覺得美國學術自由，就像很多觀念（比如同性婚姻和墮胎法）liberal改革派和conservative保守派一直想把法案定為各自信奉的方向。新派和老牌思想觀念的爭斗，帶來的是（可能）折中的方案但是更多的是餐桌上的「討論」
就是在這種氣氛下能活躍思考和敢於主動站出來是美國社會風氣。
反對學校加學費的靜坐支持過，今年總統候選人到訪的時候也圍觀過。

Ⅸ 為什麼是歐洲和西方，而不是中國

為什麼是歐洲和西方，而不是中國？

來源：開放時代
[內容提要]在技術發展的歷史上，為什麼其他地區未能與歐洲同步？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失敗和成功能給我們同樣的啟迪。中國文明是唯一能夠與歐洲相媲美甚至比歐洲更早地獲得輝煌成就的文明。中國曾有兩次機會：首先，在自有的傳統和成就的基礎上產生出可以持續的、自我支撐的科技進步的過程；第二，在十六世紀外國列強踏上中國領土的時候就學習歐洲的科技。中國兩次錯失良機。如何解釋第一次機會的流失？我強調市場的作用：事實是，在歐洲企業是自由的，創新得以進行而且能夠得到回報；而在中國則缺乏自由的市場和制度化的產權，中國政府總是在干預私營企業。至於第二次錯失機會，原因在於中國文化上的自負加上日益嚴重的苛政，使得中國尤其不善學習。

世界技術史是一個漫長的倒轉史。直到人類歷史第一個千年的末期，在財富和知識上亞洲文明還都遙遙領先於歐洲。中世紀（即十世紀）的歐洲已失去了希臘、羅馬時期的勢力和輝煌，喪失了它所曾經擁有的科學技術，經濟全面倒退到自給自足。那個時候的歐洲鮮有與其他地區的貿易，因為它並無盈餘可以出售，至於需要從外部購買的貨品，也主要仰仗販賣人口來支付。無論是奴隸出口還是渴求工作的人們持續外移，都是當時深陷貧困的歐洲最真實的寫照。

五百年之後，情形逆轉。我希望以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概括這一變化：1498年葡萄牙人在伽瑪的率領下探訪印度洋。這是一個驚人的成就。有些學者可能會說那隻是個偶然，穆斯林的水手們，或是印度人，或是中國人可以同樣偶然地從另一個方向輕易建立這種聯系。中國人不是在十五世紀初就派出了下西洋的船隊，直抵非洲的東海岸？他們的船隊更大、更好，也比葡萄牙人更早。

你不能不信。在今天關於亞洲的領先性的斷言尤為引人注目，因為一波新的逆轉正將亞洲再度推向前台。只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成就和轉型故事難以勾勒出一部「多文化的」世界史。所以，一種新的擬想的（政治上正確的）正統學說會使我們相信，是一系列意外事件（葡萄牙人和其他歐洲國家在印度洋的收獲，以及隨後西班牙以及其他歐洲國家對新世界的征服）使得歐洲從邊陲小邦發展成幾個世紀的世界主宰者和掠奪者。這個神話的詮釋者們堅信，那個時候很多非歐洲社會本身正處於科技突破的邊緣，實際上是歐洲的專橫（根據托馬斯•格雷「墓園輓歌」一詩），「封凍了天才的（亞洲）精神思潮」。

有別於這種「偶然（或者幸運）成就歷史」的觀點，另一種看法是傑克•古迪（Goody，1996）在《西方中的東方》一書中提出的搖擺不定說。一切都起始於青銅器時代所謂的共同遺產，但此後不同的地區各自發展，有些發展快的地區被追趕或超越，然後又落後於別人。所以，歐洲只是特別幸運，在面向工業革命的重大轉折中佔了先機。但現在亞洲的轉折即將到來，事實上已經到來。正如古迪所言（pp.231-231）：「這是一場持續至今的鍾擺運動，現在東方在經濟事務上開始主宰西方。」至於試圖弄清歐洲成功的種種努力——特別是那些基於所謂歐洲具備而中國缺乏的內在特質的解釋——這樣的努力於事無補。古迪寫道（p238）：

……因為所有這些特質在（中國）早期曾經出現過。這樣的討論本身可以被看作代表著歐洲人一種可以理解但是扭曲的傾向，即誇大歐洲人對世界甚至是對「西方文明」的貢獻，該傾向因歐洲人在過去幾個世紀中不容置疑的成就而得以加強。這種對自我的誇大必然伴隨著對他人的貶低，沾沾自喜是一種零和游戲。

當然，並非只有西方人提到歐洲人的內在特質。一位在十八世紀末訪問過英國的印度穆斯林Thus Abu Talib這樣評價英國在機械化進程中的領先地位，他說（引自Khan，1998，p.303）：「英國人天生具備技術創新的激情。他們擁有發明的技能，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日常工作也樂於藉助機械設備而不是靠手工來完成。他們利用技術設備的激情如此高昂，以至於只有在具備必要的設備的情況下，他們才會工作。」他繼續評論道：「法國人就不是這個樣子。」①

我在後面還會再談這個修正論式的爭論。這里我們足以斷言：（1）葡萄牙人的成功是幾個世紀的理性探索和航海（南大西洋）的可行性提高的結果。傳統航海技術只能允許船隻沿著海岸線航行，而南大西洋就是難以企及的領域。航海技術能力的提高涉及到天文觀測和計算知識的系統應用，這是穆斯林的發明，主要被猶太人廣泛傳播。這些知識使葡萄牙人能跟著風向和水流穿越南大西洋，後來再利用緯度知識繞過非洲的頂端進入印度洋。（2）中國人放棄探索西方的部分原因在於一系列偶發的政治事件，但是，從根本上說，這也反映出中國社會和文明的價值觀和結構。（3）歐洲人對科技成就的採用是基於動力技術上的不平等（更好的火葯、更好的槍支）和航海技術方面的優勢。

歐洲勢力擴展到世界的其它部分正是這樣或那樣的顯見優勢的體現。為什麼其它地方沒能與歐洲保持同步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問題。因為，從失敗中汲取的教訓與從成功中獲得的經驗同等重要。我們不可能研究每一個非歐洲國家或文明，但是有三個文明確實值得深入研究，這就是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本文著重談中國。


一、第一次機會：有科學而無發展

中國文明是唯一能夠與歐洲相媲美甚至比歐洲更早地獲得輝煌成就的文明。中國曾有兩次機會：首先，在自有的傳統和成就的基礎上產生出可以持續的、自我支撐的科技進步的過程；第二，在十六世紀外國列強踏上中國領土的時候就學習歐洲的科技。中國兩次錯失良機。

關於中國第一次錯失良機，很多學者作了調查和分析。但是，這仍是一個謎。例如，中國專家告訴我們，在工業技術的許多領域，中國一直領先於歐洲：在紡織業，中國在十三世紀就有了動力驅動的紡織機，比英國人在工業革命中學會水力紡織機和走綻紡織機早了約五百年；再如煉鐵，中國人早就學會在鼓風爐中用煤或焦炭（而不是木炭）來化鐵，到十一世紀末生鐵產量已經達到約12.5萬噸，而英國人七百年之後才達到這種水平（參見Elvin，1973，p.85）。②總之，你可以列出一長串中國人領先的事例：獨輪車、馬鐙、固定馬領圈（防止窒息）、指南針、造紙、印刷術、火葯、陶瓷。（但是不包括馬蹄鐵，這意味著中國人不會利用馬匹從事運輸）。

難解之處在於為什麼中國人沒能認識到他們的某些最重要的發明的潛力。通常人們都認為知識和技術秘訣是積累起來的，一旦人們掌握了某種先進技術，這種技術就會取代古老的方法，得以廣泛利用。但是，中國工業的發展歷史卻提供了許多技術退步和遺棄的事例。用來紡織大麻纖維的機器從來沒有在棉紡生產中被採用，棉花紡織一直沒能實現機械化；煤炭/焦碳冶煉被棄用。Elvin（1973，pp.297-298）質疑，這究竟為什麼？

看來，沒有任何常規解釋能夠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告訴我們，為什麼在一段總體說來處於繁榮擴展的時期內，中國經濟沒有出現技術進步。幾乎每一種被歷史學家視為導致西北歐工業革命發生的重要因素在中國都曾經具備。甚至中國也發生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關系的革命，至少在農村是這樣。但這對生產技術沒能產生任何重要影響。唯一缺乏的是伽利略—牛頓式的科學，但是從短期考慮，這並不重要。如果中國人能像十七世紀的歐洲人那樣痴迷於修補和改進，把王晨（音譯，Wang Chen）所描述的基礎模型發展為高效的紡織機並非難事。蒸汽機雖然復雜些，但是對於在宋代就已經造出雙活塞噴火器的中國人而言，應該也沒有什麼難以逾越的困難。關鍵在於沒有人嘗試。在農業以外的多數領域，科技知識的缺乏並不是中國技術發展的停滯的主要原因。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漢學家們已經提出了部分解釋。我認為其中最有說服力的有如下幾點：

首先，中國缺乏自由市場和制度化的財產權。中國的政府總是插手干預私人企業——壟斷專營、明令禁止、操控價格、索取賄賂。在不同的時代，政府受不同動機驅使，或是為了保存勞力從事農業生產；或是為了控制重要資源（例如鹽和鐵）；又或許是基於對收入的渴求（下金蛋的鵝的故事在中國廣為流傳）；或是懼怕或反對人們自我修養（self-enrichment）反過來會導致廣泛的腐敗和尋租；或是基於對海外貿易的反感，天國（天朝）認為海外貿易不符合皇上的利益，是分裂的力量和收入不均的緣由，甚至會縱容人們外逃。事實上，這種政府幹預也遭到人們的規避和抵制；而政府的不同需要迫使政府對此有一定程度的容忍。還有，目標、目的和理想就是安土重遷和難以言喻的靜止不變。1368年新皇帝登基後，以本土王朝（明朝）取代了戰敗的蒙古侵略者，他建都南京，年號洪武。請讀者不要被這個年號蒙蔽，洪武的目的恰恰不是戰爭，他希望的是固定的疆域，人們必須安分於本土，未經政府許可人們不得擅自遷移，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到國外。未經許可擅自出國者回國後有可能被斬首。明朝的法令也旨在阻止社會的流動性，擅自轉變職業者會被嚴懲。關於這個問題，Timothy Brook（1998，p.Ⅶ）引用了洪武帝最喜歡的座右銘：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由於政府試圖禁止所有的海外貿易，上述狀況在明朝（1368－1644）登峰造極。③這種禁令自然會導致規避、走私，隨之而來的是腐敗（保護費）、緝私、沒收和懲罰。所有這些必然扼殺主動性，增加了交易的風險和成本，使有能力的人們不願意經商或發展工業。

中國沒能實現其科學技術的經濟潛力的第二個原因涉及到更大的社會價值問題。偉大的匈－德－法（Hungarian-German-French）漢學家Etienne Balazs（[1968]1988，另見Balazs，1964）認為中國夭折的技術是極權統治大格局下的一部分。他注意到中國沒有自由，在乎習俗和輿論。他的分析值得我們回味：

如果我們認為極權主義就是國家及其執行機構和職能部門無一例外地控制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那麼，中國社會就是高度極權化的社會……沒有私人計劃，沒有任何公共生活可以逃離官府的控制。國家意欲壟斷了大量的事務，包括大宗消費品：鹽、鐵、茶、酒、外貿。教育也是壟斷的，戒備森嚴。特別是對文字的壟斷（我是想說，對出版的壟斷）：任何未經審查的非官方書寫物，幾乎都不可能到達民眾手中。但是摩洛克政府（Moloch-State）的范圍，官僚體系的權勢卻得到巨大的發展。當時對人們的服飾、對公共和私人建築（房屋的尺寸）也有管制；一個人穿什麼顏色的衣服，聽什麼音樂，過什麼節日，所有這些都有管制。生有生的規矩，死有死的規矩。從生到死，人們一生中的一舉一動都處在國家的密切監視之下。這是一種充滿文書和煩惱的政權，無盡的文書，無盡的煩惱。

如果沒有被政府的壓制而窒息，曾經對人類作出重大貢獻——絲綢、茶、瓷器、紙張、印刷——的中國人的聰明和創造力，無疑會讓中國更富足，或許會把它帶入現代工業社會。是政府扼殺了中國的技術進步。政府不僅把一切可能反政府或者觸犯政府利益的事物扼殺在萌芽之中，而且還因為以國家利益為借口而強行灌輸的習俗。這樣一種恪守傳統、固定不變、循規蹈矩的氣氛，完全違背自由探索精神，使得任何創新、任何沒有事先獲得批準的計劃都遭受質疑。

簡言之，回到Elvin（1973）的觀點，中國人沒能在已掌握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原因是沒有人嘗試。怎麼會嘗試呢？中國人根本沒有不受干擾的資源來反對官府的干涉和欺壓，他們只能依靠與個人或家族間的協作取代商業上多變的或制度化的慣例。在這種情況下，個人之間的信任比法律條款更可靠。

可見，中國與歐洲的對照是多麼的鮮明。政權的分散性和國家之間的競爭迫使歐洲的統治者關注其國民，認可他們的權利，培植財源，而中國的統治者則沒有這種壓力。對此Elvin（1973，pp.22-225）有如下描述：

……是中國廣大的國土面積使明朝統治者的可以採取這些政策。在中國處於諸侯割據的時候，例如五代十國時期（公元907—960年），沒有一個政府能閉關鎖國，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依賴（後來變成地區間的經濟依賴）會摒棄這種選擇；對外交與軍事聯盟的需要以及對經由貿易獲得的收入的需要也使孤立隔絕難以被接受。如果國家比較小，臣民與國家或統治者之間也可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利害關系，正如處於現代化早期階段的西北歐。在現代化的通訊出現之前，王朝的遼闊阻止了民族主義的產生。

無論各種因素如何相互作用，結果似乎一直是一種奇怪的格局，即與世隔絕的發展和徒勞的間斷——上上下下，周而復始——社會好像被自我平衡的制動裝置限制著，或是被一層蠶繭抑制著。其結果，如果不是初衷的話，只能是靜止中的變化，或變化中的靜止。創新只被允許到此為止，不能更遠。④

歐洲人對這些干預知之甚少。實際上，在這幾個世紀中，他們進入了令人興奮的創新和競爭的世界，既得利益者受到挑戰和誘惑，保守主義的勢力受到限制。變化越來越多，新事物快速傳播，新的進步和成就取代了對衰敗的權威的尊敬。令人興奮的自由觀念影響著所有的領域。那些年，教堂里傳播著新教新說，普遍的創新精神加速了宗教改革（現在我們看得更清楚了），新的語言和集體行動挑戰著舊式的社會組織，也對其他政策形成威脅，新的做事方式使求新成為人的優點和快樂之源。

所有這些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教堂在歐洲成為了知識的保護者和培養技工的學校。人們對教堂的印象可能是另一副樣子：有組織的教會，強調祈禱和沉思默想，對技術沒什麼興趣，將做工看作是對原罪的懲罰，不關心如何拯救勞工。但現在，每一件事情都是全然相反的：將牧師們從耗時的世俗工作中解脫出來的願望，導致動力機器的引進和擴散，然後從十二世紀西多會修士開始，又導致僱傭俗家兄弟（lay brothers）來做繁重骯臟的工作，這又反過來引發了對這種繁重骯臟的工作的認識和對時間以及生產率的關注。所有這些最終都造成修道院的庄園里擺滿了動力機器——設計好復雜的連接順序，使大多數機器都能夠使用水動力，並將水力輸送到不同的工作地點。下面是對十二世紀中葉克萊爾沃（Clairvaux）修道院的這種多功能皮革加工過程的描述（引自White，1978，p.245-246）：「晾曬、篩選、切割、搓揉、上水、沖洗、打磨、鞣革，我完全為他的這些技藝所折服。」作者顯然很為他們的成就自豪，他還更進一步告訴讀者說，他要調侃幾句（這位中世紀的牧師說：「如果你們可以原諒我這樣說的話」）。他說，紡錘看來已經免除了對漂洗工的原罪的懲罰；他認為，這樣的發明減輕了男人們繁重的勞動，也使馬省了力氣，這要感謝上帝。

為什麼只有歐洲人能夠在發現中獲得快樂，因創新和改進而歡欣鼓舞，有這種在發明上的素養——或者像某些人所說的「發明之發明」？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解釋，典型的解釋落腳於宗教價值。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猶太基督教對手工勞動的尊重，這體現在聖經的一系列訓誡中。一個例子就足夠了：當上帝警告諾亞洪水將要到來並告訴他他將被拯救的時候，拯救他的並不是上帝。「用香槐木造一個方舟」，上帝說；諾亞按神的旨意造方舟。第二個相關的原因是猶太基督教順應人性。這種信仰與廣為流傳的萬物有靈的信仰和習俗大相徑庭，後者認為在神靈存在於每一棵樹木、每一條溪流之中（所以才有水中女神和森林精靈）。這種萬物有靈論信仰對今天的生態學家來說可謂正中下懷，但在基督教的歐洲，人們會對異教徒的自然崇拜充耳不聞。第三個解釋來自猶太基督教的線性時間觀。其他社會認為時間是循環的，時間將回到從前，周而復始。線性時間觀是進步的或退步的，它朝著更好的事物前進或從以前的一個快樂狀態而後退。在當代歐洲，進步論占上風。

但在最後的分析中，我要強調市場的作用：事實是，在歐洲企業是自由的，創新得以進行而且能夠得到回報，統治者和既得利益者受到嚴格的限制，從而無法阻止或抑制創新。成功引發了模仿和仿效；還有幾乎把人提升到神的層面的強力意識。古老的神話流傳下來——被逐出伊甸園，飛得太高的伊卡爾斯，戴鐐銬的普羅米修斯——警告世人不要驕傲自大。正是這一驕傲自大——無處不在的傲慢——證實了人們的自命不凡以及別人對他的努力約束。但是，行為者並未意識到這一點。


二、第二個機會：向列強學習

在歐洲人首次到達印度洋向中國進發的時候，這個神聖的帝國正像它的名稱一樣，是世界上首位的政體——至少在他們自己的眼裡是這樣的：面積最大，人口最多，歷史最悠久，文化成就無可比擬，因其道德和精神的優越而鎮定自若。⑤中國人自認為生活在宇宙的中心，周圍的蠻夷小邦沐浴在它的光輝之中，並伸手向它索要陽光，只有通過依附和朝貢才能獲得承認。中國的帝王是「天子」，是獨一無二的神權的代表；少數可以覲見天子的人需叩首以示敬畏——要三跪九叩；對來自天子的任何東西——聖旨，皇帝的手諭，其他人都要向其叩首。他的手跡，他穿過的衣服，任何他觸摸過的東西都稱為聖物。西方的外交官默認了中國人強迫他們做這些姿勢，他們認為這是「對外關系的朝貢制度的重要部分」（Spence，1998，p.42）。通過這樣做，「西方人不自覺地助長了清王朝關於中國優越感的觀念」（Spence引自Wills，1984）。

那些代表帝王管理國家的人都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考試的內容是儒家文學與倫理。這些官員們是高層中國文化的化身，他們享有聲望，渾身都散發著中國文化的綜合性和無比的優越性。他們在下屬面前可以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自負和傲慢，同樣，在上司面前他們也表現出「令人吃驚的順從」和自卑（Welsh，1993，p.16，他這里的引文沒有註明出處）。沒有什麼比早朝更能表現官員們的競相謙卑了，幾百名朝臣半夜集合，無論是雨天、冷天還是晴天，站在露天地里，等著皇帝到來好行禮朝拜。他們並沒有浪費時間，他們的時間是屬於皇上的。他們不敢遲到，准時都還不夠：提前到才能證明他們的熱忱（Landes，1993，另見Huang，1981）。

這種文化上的自負加上日益嚴重的苛政，使得中國尤其不善學習。有什麼可學的呢？對新奇的和外來的事物的抵制使他們更想表現出自負，以證明他們所做的是對的。這就是高高在上的矛盾：這是一種不安全的表現。它本質上是脆弱的；培養它、需要它和依賴它的人也正是那些最害怕人家否認他的人。今天的法國人對他們的語言的優越性是如此自信，一想到外來詞就風聲鶴唳，特別是來自英語的外來詞。明朝時的中國也一樣：他們對自己的優勢地位如此堅信，以至於在西方技術的挑戰面前他們戰栗了，而這些技術正是他們應該學習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第一批葡萄牙的來訪者和天主教傳教士正是利用西方技術的奇技淫巧誘開了中國的大門，機械鍾表就是開門的鑰匙。機械鍾表是十九世紀晚期歐洲的重大發明，其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它在當時對時間度量和生產力的貢獻，更體現在它對革新的敏感性以及它在儀器製造和機械技術上所發揮的先鋒作用。相形之下，水鍾笨拙不堪。對十六世紀的中國人來說，機械鍾表神奇莫測，不僅能計時，也充滿趣味。有些鍾表可以演奏音樂，有些還帶有定時會有節奏地舞動的小雕像。於是，鍾表就成了皇帝可能會喜歡看的東西，為了得到皇上的好感就必須呈給他看，而且有心的弄臣一定要先於他人呈獻給皇上。但是，事情並不這么簡單。呈獻給皇帝的並不僅僅是這種奇妙的裝置。按照中國人的本能和習俗，外國人都應該被拒之門外，比如將之限制在像澳門那樣的邊遠地區，只有特殊情況下才允許他們進入中原。然而，要見到十六世紀時的鍾表，還必須見與鍾表呆在一起的鍾表匠和鍾表持有人。

中國人熱愛鍾和表。但他們不喜歡歐洲人。這里的問題是中國人對文化的整體認識，對事物、人與神之間的聯系的認識。最先把這些美妙的機器帶來的天主教牧師是特殊的推銷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