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千年传承的饮食习惯是否真的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民族基因
千年传承的饮食或多或少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个民族的基因。不要说区区一个民族了,纵观人类的发展史,饮食习惯在整个人类的进化上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豪爽不羁的蒙古相对的就是温婉似水的南方人,就像是苏杭的糕点一样,小巧精致且讲究。从小小的食物中就能看出当地人的性格特质,很难说是因为苏杭居民温婉精致的性格造就这样讲究的饮食习惯还是这样的饮食习惯造就了苏杭人们的温婉精致。
Ⅱ 中国近代史的变迁(食物)是什么
中国近代史的变迁(食物)
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大的变革,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变革显得尤为突出。中国向现代化社会趋进的过程,呈现出既追新慕异、去土存洋,又新旧并存、中西合璧的特征。
由封闭走向开放
近现代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是率先由封闭走向开放,不断适应时代潮流的地域饮食文化,从而带动了中国饮食文化的近代化的进程。例如,西方的面粉加工及其制品的传入,对中国近代食品工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自19世纪末期机器制面的方法行于中国后,进口面粉越来越多,面包和各种西式糕点也日益盛行。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面粉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此外,西方的食品工业产品,如罐头、饼干、蛋制品,也在20世纪初长江流域各大城市中有了可观的销路,中外商人在上海、汉口、南京等通商口岸建立了罐头、蛋品、啤酒等食品制造厂。西方饮食及其有关工业的建立,丰富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内容,也促进了长江流域食品工业的发展。
在西方现代食品工业技术传入中国的同时,作为西方饮食文化综合载体的西式餐馆也在长江流域的各大城市中相继出现,正如《清稗类钞》所云:“我国之设肆售西餐者,始于上海福州路之一品香,其价每人大餐一元,坐茶七角,小食五角。外加堂彩、烟酒之费。当时人鲜过问,其后渐有趋之者,于是有海天春、一家春、江南春、万丈春、吉祥春等继起,且分堂设坐焉。”
这些西餐厅中出售的啤酒、汽水、蛋糕以及各种西式快餐,也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同时也加快了国人的生活节奏。另外,西餐中做、中餐西做,中西合璧也为人们所接受,可以说,近现代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发展,就是在西方饮食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变革图存的过程。
辐射效应
近现代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发展变化是以长江中下游的对外通商口岸为中心,逐渐向周围地区影响和辐射的。
由于近代西方物质文化明显领先于中国,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人普遍产生了一种崇洋慕外的文化心态,对西方饮食也怀有一种新奇感,总想开开“洋荤”,这就使上海成了近代中国西方的食品的集中地。然而由于洋菜馆的奢侈和西式食品的昂贵,开洋荤便成为一种中上阶层的排场了。
为了适应中国人不同的消费水平,西餐馆既有高贵的大酒店,亦有简陋的小餐馆,这些小餐馆虽然小,但总有几分洋味,“桌上总有雪白的台布,再摆上亮晶晶的刀叉,菜牌子上还要写两个外国字,所以知识分子、公务员之类的人是常客。”
应该看到,这种崇洋风气,在近代社会早期,有一定积极、合理的因素。从近代文明输入与传播的历史轨迹来看,常常是构成近代文明的具体事物显示出自身的优越性之后,便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对它由感到新奇到追求、享用、崇拜和仿造,于是便形成了近代文明的派生物——崇洋风气。
这种社会现象最先是以上海及长江沿岸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逐渐向周边扩散的。它对冲击保守思想,革除陋俗,激发人们趋新求变,主动接受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上海的带动影响下,长江沿岸的汉口、南京、重庆、宜昌、九江等城市的饮食生活,也先后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并对长江流域内其它地区形成了辐射,促进了整个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革新。特别是近20年来,由于国门大开,西方饮食文化更是通过长江下游不断进入长江流域,如麦当劳,肯德基的餐厅开遍了大江南北。
此外,长江流域内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也日趋加剧。川味东下,苏味西上,武汉成了四方风味交汇之地。不同地区、不同风味的交流与融合,都使得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发生了较大变化,各种创新菜不断出现。
饮食观念的革新
伴随着近代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变化,人们的饮食观念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烹饪方法,比较注重菜肴的整体效果,讲究调和鼎鼐,把味道放在首位,很难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以菜肴的色、香、味、型的美好、谐调为目的。而西方传统烹饪方法多从理性角度考虑,注重营养和卫生,对味道之美反而不大讲究,呈现出味道单一,营养价值一目了然的特点。
随着近代长江流域中西饮食文化交流的频繁,人们日益感觉到西方饮食注重科学营养的重要意义 ,特别是一些留洋回来的中国人,认识到“西俗于养身之道,无论贫富贵贱,皆较华人为讲究。凡稍有身家者,每膳必食兼味,必有牛肉,有洋酒一二品。食毕,有水果,有咖啡,有雪茄烟。早晚必饮牛奶或牛肉汤。
虽工人仆御之流,每七日亦必食牛肉一二次,否则谓无以养生也”。这种重视营养的饮食思想传至中国,便冲击着中国传统以味为主,以饱为足的饮食观念。人们开始注意营养和卫生。知识界(主要是上海的知识界)也开始翻译了一批西方的烹饪着作,然后又从烹饪原理和食物化学的角度来对传统烹饪方法进行理论分析,出现了一批对食物成分和烹饪理论进行研究和分析的专着与论文。
如高丕弟夫人编的《造洋饭书》、李公耳编的《西餐烹饪秘诀》、下田歌子编的《新编家政学》、杨章父译的《素食养生论》、张思廷编的《饮食与健康》、龚兰真编的《实用饮食学》、吴宪编的《营养概论》等数十种,这些书籍均为上海出版。正是由于上海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西方饮食科学知识在上海及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得到了全面系统的传播 。
它丰富了人们在饮食文化方面的理论思维,促使人们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自身的文化遗产。在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当中,古老的吴越、荆楚、巴蜀的饮食文化也都逐渐以新的面貌迈入到世界饮食文化的新时代。
近现代西方饮食文化由上海登陆,并广泛传播,在经过了一段与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相冲突的过程后,正逐渐融合于中国饮食文化之中。由冲突走向融合的结果,是外来的许多习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须臾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的饮食生活呈现出与祖、父辈许多不同的风貌。
这就使中国传统饮食生活出现了创新,而创新中又蕴含着传统。近代西方饮食文化的传入,国内不同地域饮食文化的交流,使长江流域各地区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既有传统特征,又有外来风格,而且也不是它们简单综合的近现代饮食文化,在文化形态上完成了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并促进了中国社会更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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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饮食对人类的发展有何意义
食物与进化的关系──素食是人类未来进化的必由之路
有时候,一些在科学界尚未形成定论的推断会在公众中被当作真理流传。“肉食在人类进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论断就是其中一例。本论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告诉大家这其实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推断,没有严谨的科学依据。本文作者侯亚梅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曾在美国《科学》杂志以封面规格发表文章驳斥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假设──东亚的直立人比非洲直立人缺少智慧和适应能力,并引起国际轰动,促使考古研究不得不对亚洲人类文明起源进行重新评估,2004年她曾获得国家“首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称号。胡宏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而2009年11月则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着作之一《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达尔文不仅在自然科学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博爱与睿智也极大的影响了人文科学。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科学家对科学、政治、宗教、哲学和艺术的影响能与达尔文相比。达尔文的爱心包含了所有的动物。他说:“人与高等哺乳类动物在智力方面没有根本的差异…在精神方面人与高等动物之间有很大差异,不过这种差异仅仅是量的差异,不是本质或类上的差异 (1)”。他明确的告诉我们:“对所有生物的爱是人类最高贵的品德 (2)。” 民以食为天,在人类进化史中饮食对人类的生存无疑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出于对动物生命的尊重与爱,达尔文本人是一位素食者。不过许多营养学家在饮食观点方面并不认同达尔文的观点,他们试图通过史前考古从生命进化中发现一些为自己的肉食营养学观点提供证据的事实。如美国卡萝琳·M·庞德博士在其所着的《生命与脂肪》一书中指出“转向食肉的时间正好与人科动物化石的颅腔迅速大的时间相吻合。许多人类学家认为,这种相互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食肉直接导致了智力的改善,从而为进化成为现代人铺平了道路。所以,从史前到现在,肉食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一直是一种比较宝贵的食物。”使人体获得完全蛋白、维生素以及其它各种营养物质的来源。特别是肉类能提供锌、维生素B12、钙、铁和维生素A等基本营养素,而这些营养物质很难在素食中摄取”。 依据卡萝琳·M·庞德博士的观点,素食者会令人营养不良,而且还会使人的进化停止,智力减退。这段耸人听闻的说法会使任何一个准备尝试成为素食者的人望而却步,而一个喜欢吃肉的人看了这段话就更会坚信素食者是自虐狂,反而更加相信吃肉有助于人类的进化。然而,如果作较为深入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观点并没有科学的依据。下面我们来作一些详细的分析。 生命的进化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重要也是最为复杂的事件,科学界对此已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已经可以给出一个大致的生物进化框图,然而依据这些有限的事实得出结论时仍需非常谨慎。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其名着《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把科学的这种特性称为可证伪性。他说:“应该作为分解标准(指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分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换言之,我不要求一个科学体系能一劳永逸地在肯定的意义上被选拔出来;我要求它具有这样的逻辑形式,它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借助经验被选拔出来: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能被经验反驳。”正因为如此,科学研究中常有不同的观点在相互争论,要搞清事实的真相,我们不能只听一面之词,需要对各种观点做辩证的分析,进行深入探究后才能获得较为正确的结论。本文试图通过对食物与进化关系的分析,为人类进一步迈向更高等的生命进化提出一些饮食方面的建议。 好的科学研究离不开人文的精神指导,在研究人的进化问题时,如果离开了道德的指导极易得出荒唐的结论。为了得出更为客观正确的结论。下面我们列举一些与此有关的各种观点进行一些较为深入的分析,看科学关于肉食与进化之间关系的结论到底如何。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有关人类进化方面一些公认的事实。 依据人类学的研究,人类进化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以下文字中的人类学资料来源于雅·雅·罗金斯基, 马·格·列义着的《人类学》:人的前驱(南方古猿)时代,南方古猿从其树栖的祖先那里得到的重要遗传特征是能够使用物体的手以及大脑皮层的相应部分。在生活习性上,南方古猿从其祖先那里获得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高度发达的群居性。南方古猿首先应该具有了作为用手动物和群居动物所具有的那些能力,它们具有寻找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但还不具备有意识地制造工具的能力。由于年代久远,南方古猿详细的食物结构很难从田野考古挖掘事实进行推断,我们只能粗略地推断南方古猿可能是杂食动物。不过依据美国人乔治·萨勒研究在自然条件下山地大猩猩的生活和行为的着作以及英国科学家珍妮·古道尔在坦桑尼亚坦噶尼客湖东岸对黑猩猩的研究着作,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关于猩猩饮食方面的详细资料,以弥补考古学的不足。依据这些现代动物学家的观察,在179个山地大猩猩的巢约有半数在地上,而黑猩猩的巢则通常建在树上;大猩猩是和平的动物,而黑猩猩则往往具有攻击性;大猩猩完全以植物为食(它食用约29种食物),而黑猩猩则经常食肉,它捕食的对象有疣猴、小狒狒、红尾猴和兰色的长尾猴等;大猩猩、黑猩猩与南方古猿有什么关系?
直立人,即远古时代。其最重要的特点是能有意识地制造工具,远古人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是手斧。考古学家认为舍利时代的手斧的主要用处是发挥最符合其形状与重量的功能,既用于砍砸与粗削;这些作用有两个目的:(1)制造原始的棍棒与带尖的木头工具,比如木矛等;(2)用于分解已经打死的动物的尸体以及敲开动物的头骨取髓等。所以直立人也是杂食动物。直立人的脑量比猩猩的脑量大幅增加(从435-650立方厘米增加到800-1225立方厘米)。美国卡萝琳·M·庞德博士在其所着的《生命与脂肪》一书中所采用的“转向食肉的时间正好与人科动物化石的颅腔迅速增大的时间相吻合”观点可能就是基于关于直立人制作工具手斧等的功用提出的。
尼安德特人,或古人时代。对于古人文化,我们可以根据大量的莫斯特遗址的出土的工具作出判断,莫斯特工具的特点是加工更为精细、规整,形状更为多样。出现了简单的骨制品。根据在莫斯特遗址广泛分布的篝火、烧骨、灰烬堆的遗址看来,完全可以推断尼安德特人已经具有人工取火用火的能力。所以从尼安德特人时代起,人类开始熟食,尼安德特人也是杂食动物。尼安德特人的大脑比直立人不仅脑量更大而且结构也有较大变化,比如颅内模的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主要是在顶骨部位)增大等。有人以此推断熟食对大脑进化的重要性。
现代人或新人时代就不必多说了。 上述考古学家依据远古人类(或直立人)制作的手斧的石器的功用推断远古人类是吃肉的,这个结论或许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进一步推断吃肉是人类进化的必要条件那就有问题了。营养是否全面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家可以看一看《不吃肉能获得足够的营养吗?》一文。从文中可以看出素食不仅不比肉食营养差,而且比肉食营养好。如果再加上植物性中草药的调理,素食的营养远超肉类。有关这方面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看专业书《素食者膳食指南》
综上所述,生命进化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也是最复杂的事件,促使进化的因素众多,有多种理论解释进化机理。“食肉的假设理论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这种理论,由于肉食动物比素食动物更为凶残好斗,容易导引出人类的进化是越来越多的依靠用来杀害的武器来获取肉食,一种史前的武器竞赛促进了脑的发展的结论,故很少有人认同该理论”。
Ⅳ 饮食文化也是一面人类历史发展的镜子,你对中国饮食走向世界有何建议
中国饮食是世界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饮食走向世界,既丰富人类饮食文化内涵,同时对于我们自己的饮食文化也是一次机遇和挑战。
1,中国饮食文化走向世界,需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面对其他饮食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每一类饮食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和内涵,中国饮食可能与它们存在着食材选用的差异、料理做法上的不同、文化内涵的冲突…我们要以平等、尊重的眼光看待这些不同和差异;面对其他饮食文化的批评和指责时,既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全盘否定,要以去粗取精的态度去面对;因此化解冲击和挑战,各国饮食文化就更需要多多的沟通,交流。
2,中国饮食文化走向世界,需要做好自己的传承,苦练好自己的内功。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这仰赖于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以及自身的文化传统。在我们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也会触及到其他饮食文化的渲染,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麻烦:一些其他饮食文化的糟粕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比如高脂肪,高血脂食物侵袭我们的生活,影响到大家的健康;有些人的饮食观念出现了倾斜,极力贬损自己的饮食文化……在我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饮食传统的丢失:因为商业模式的发展,使得自己的传统饮食产业出现变化,传统饮食做法无法适应当前商业环境,有的传统饮食面临无人肯做,无人会做的窘境;有些传统饮食,无法适应当前人们对健康的要求……总之中国饮食面临着一些淘汰和危机,需要我们做好传承,练好内功。
Ⅵ 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对人类的影响
中华饮食文化对周边国影响 2009-06-11 深圳饮食网 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甚至没有华人的地方,都能够见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那么,中国的烹饪原料、烹饪技法、传统食品、食风食俗等等,又是怎样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的呢﹖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开始了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比西北丝绸之路还要早一些的西南丝绸之路,北起西南重镇成都,途经云南到达中南半岛缅甸和印度。这条丝绸之路在汉代同样发挥着对外传播饮食文化的作用。例如,东汉建武年间,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到达交趾(今越南)一带。当时,大批的汉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筑城居住,将中国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等食俗带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仍然保留着吃粽子的习俗。此外,我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也很大,这种情况大概始于秦代。据《汉书》等记载,秦代时“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这么多的中国居民来到朝鲜,自然会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朝鲜。汉代的时候,中国人卫满曾一度在朝鲜称王,此时中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最深。朝鲜习惯使用筷子吃饭,朝鲜人使用的烹饪原料、朝鲜人在饭菜的搭配上,都明显地带有中国的特色。甚至在烹饪理论上,朝鲜也讲究中国的“五味”、“五色”等说法。受中国饮食文化影响更大的国家是日本。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大量的中国食品,如干薄饼、干蒸饼、胡饼等糕点,还有制造这些糕点的工具和技术。日本人称这些中国点心为果子,并依样仿造。当时在日本市场上能够买到的唐果子就有20多种。鉴真东渡还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了日本,日本人吃饭时使用筷子就是受中国的影响。唐代时,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还几乎把中国的全套岁时食俗带回了本国,如元旦饮屠苏酒,正月初七吃七种菜,三月上巳摆曲水宴,五月初五饮菖蒲酒,九月初九饮菊花酒等等。其中,端午节的粽子在引入日本后,日本人又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作了一些改进,并发展出若干品种,如道喜粽、饴粽、葛粽、朝比奈粽等等。唐代时,日本还从中国传入了面条、馒头、饺子、馄饨和制酱法等等。中国菜对日本菜的影响很大。17世纪中叶,清代中国僧人黄檗宗将素食菜肴带到日本,被日本人称之为“普茶料理”。后来又有一种中国民间的荤素菜肴传到日本,称为“卓袱料理”。“卓袱料理”对日本的餐饮业影响很大,它的代表菜如“胡麻豆腐”、“松肉汤”等,至今还列在日本一些餐馆的菜谱上。日本人调味时经常使用的酱油、醋、豆豉、红曲以及日本人经常食用的豆腐、酸饭团、梅干、清酒等等,都来源于中国。饶有趣味的是,日本人称豆酱为唐酱,蚕豆为唐豇,辣椒为唐辛子,萝卜为唐物,花生为南京豆,豆腐皮为汤皮等等。为了纪念传播中国饮食文化的日本人,日本还将一些引进的中国食品以传播者的名字命名。如明朝万历年间,日本僧人泽庵学习中国烹饪,用萝卜拌上盐和米糠进行腌渍,日本人便将其称之为泽庵渍。清朝顺治年间,另一位日本僧人隐元从中国传入菜豆,日本人便称之为隐元豆。除了西北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之外,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它扩大了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泰国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加上和我国便利的陆上交通,因此两国交往甚多。泰国人自唐代以来便和中国的汉族交往频繁,公元9~10世纪,我国广东、福建、云南等地的居民大批移居东南亚,其中很多人在泰国定居,中国的饮食文化对当地的影响很大,以致于泰国人的米食、挂面、豆豉、干肉、腊肠、腌鱼以及就餐用的羹匙等等,都和中国内地的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中国的陶瓷传入泰国之前,当地人多以植物叶子作为餐具。随着中国瓷器的传入,当地人有了精美实用的餐饮器具,这使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大为改观。同时,中国移民还把制糖、制茶、豆制品加工等生产技术带到了泰国,促进了当地食品业的发展。中国饮食文化对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影响也很大,其中以缅甸较为突出。公元14世纪初,元朝军队深入缅甸,驻防达20年之久。同时,许多中国商人也旅居缅甸,给当地人的饮食生活带来很大的变革。由于这些中国商人多来自福建,所以缅语中与饮食文化有关的名词,不少是用福建方言来拼写的,像筷子、豆腐、荔枝、油炸桧�油条等等。距离中国稍远的几个东南亚岛国,像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受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也不小。菲律宾人从中国引进了白菜、菠菜、芹菜、莴苣、大辣椒、花生、大豆、梨、柿、柑桔、石榴、水蜜桃、香蕉、柠檬等蔬菜和水果,菲律宾人还爱吃中国的饭菜,如馄饨、米线、春饼、叉烧包、杂碎、烤乳猪等,日常饮食则离不开米粉、面干、豆干、豆豉等,使用的炊具也是中国式的尖底锅和小煎平锅。菲律宾人特别爱吃粽子,他们不但端午节吃,圣诞节也吃,平时还把粽子当成风味小吃。菲律宾的粽子,造型依照中国古制,呈长条形,而味道则很像浙江嘉兴的粽子。马来西亚在饮食文化上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据考证,马来人的祖先主要是来自我国云南一带种植水稻的民族,马来人的某些食俗同这些先民大有关系。例如,马来人的大米从种植到收获,都有类似中国古代的祭祀活动和礼仪。马来菜的烹制方法和中国菜相似。马来语中称作“塔夫”的中国豆腐,在当地十分受人喜爱,有些地方还把豆腐的色、香、味揉和在本土传统的咖喱菜中。中国的饮食文化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历史悠久。历代来到印度尼西亚的中国移民,向当地人提供了酿酒、制茶、制糖、榨油、水田养鱼等技术,并把中国的大豆、扁豆、绿豆、花生、豆腐、豆芽、酱油、粉丝、米粉、面条等引入印度尼西亚,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的饮食生活。茶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最大。各国语言中的“茶”和“茶叶”这两个词的发音,都是从汉语演变而来的。中国的茶改变了许多外国人的饮食习俗,例如,英国人由于中国的茶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而日本人则由于中国的茶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道”。 中华饮食文化的影响
食者,性也。“吃”是每个人生下来,就天赋的本能。人生在世,吃穿二事,很早我们就知道了这句话。人虽然作为高级动物,但仍需要与普通动物一样:“吃”。所以,零零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也孕育而生,从古至今,长盛不衰。饮食行业也成为三百六十行常展长新的行当,而饮食业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说的更直接些就是一种“吃”的文化。
当今世上,凡是有华人甚至没有华人的地方,都能够见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子。那么,中国的烹饪原料、传统食品、食风食俗等等,又是怎样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的呢﹖
原来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开始了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如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就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
此外,我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也很大,据《汉书》等记载,秦代时“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可以想象这么多的中国居民来到朝鲜,自然会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朝鲜。朝鲜人习惯使用筷子吃饭,他们使用的烹饪原料、他们在饭菜的搭配上,都明显地带有中国的特色。甚至在烹饪理论上,朝鲜也讲究中国的“色、香、味,俱全”等说法。
而受中国饮食文化影响更大的国家是日本。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大量的中国食品,如干薄饼、干蒸饼、胡饼等糕点,还有制造这些糕点的工具和技术。日本人称这些中国点心为果子,并依样仿造。
唐代时,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还几乎把中国的全套岁时食俗带回了本国,其中,端午节的粽子在引入日本后,日本人又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作了一些改进,并发展出若干品种,如道喜粽、饴粽、葛粽、朝比奈粽等。饶有趣味的是,日本人称豆酱为唐酱,蚕豆为唐豇,辣椒为唐辛子,萝卜为唐物,花生为南京豆,豆腐皮为汤皮等。
除了西北丝绸之路之外,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它扩大了中国饮食文化在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像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受中国饮食文化不小的影响,其饮食风俗和中国内地有许多共同之处。
而茶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最大。各国语言中的“茶”和“茶叶”这两个词的发音,都是从汉语演变而来的。中国的茶改变了许多外国人的饮食习俗,例如,英国人由于中国的茶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而日本人则由于中国的茶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道”。
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上古雄风,威恩泽四方。悠久的历史,促使中国有着灿烂丰富、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强盛的国势,使得中华饮食文化传向四面八方。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中餐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所以也就使得中国传统的美食都“食出有门”。古人对食物都相当讲究,也留下了许多关于“吃”的传说。中华饮食文化理论奠基人孔子的《论语》中就有关于饮食“二不厌、三适度、十不食”的论述。直至两千年后的今日,仍具有极高的理论指导性。还有以味道治国的大臣伊尹将饮食的“色、香、味、形”与治国相融合,所以就有了 “治国若烹小鲜”之说。
Ⅶ 食肉的生活习惯,干隆年间的3亿人口可能会怎样变化
不会有任何变化,这是历史专业讨论臭的问题。
唯物史观当中有一条客观道理:一个人类种群的饮食习惯只和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有直接关系。
中国人自古就是不素食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习惯吃肉的,当然和游牧民族不同也不会把肉类作为主食,农耕文明的中国人以粮食作物作为主要食物来源,有钱吃肉没钱不吃,因为中国腹地适合大规模畜牧牛羊的地方几乎没有,怎么食肉?中国人自古以鸡鸭鹅等家禽当做主要肉食来源,山地养鸡,湿地养鸭,肉类供给并不丰富。
肉类永远是贵族和商人地主阶级的特权,承担绝大部分人口基数的劳苦大众就算是食肉习惯又能如何?不吃罢了。况且肉类并不能明显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和生育能力,难道吃肉多人口繁衍就快了么?殊不见吃粮食的汉族人人口永远大于吃肉的北方游牧民族。干隆执政63年社会生产力根本就没有太大变化,为何?尽在不言中。
所以,区区一个饮食习惯就能改变一个王朝的人口变化?笑话。
Ⅷ 百年来中国人饮食方面的改变
饮食的起源
一.食物的来源
人类早期的历史,是一部以开发食物资源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结构,促进了社会向前发展,创造了悠久的史前文化。
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迹相当丰富,最着名的有属于早期直立人的元谋人、晚期直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早期智人丁村人、晚期智人山顶洞人的化石等。这些古人类生活的时代在100多万年至1万年前,即旧石器时代,他们是一群群、一代代饥饿的猎民。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人类要与形体和力量上远远超出自己之上的许多动物搏斗,庞大的犀牛、凶猛的剑齿虎、残暴的鬣狗,都曾经是人类的腹中之物。其他温顺柔弱的禽兽,还有江河湖沼的游鱼虾蚌,就更是逃脱不了这些原始的猎人和渔人的搜寻了。
除动物而外,古人类更可靠的食物来源是植物,是长在枝头、结在藤蔓、埋在土中的各类果实和野蔬。在连这些果蔬一时也寻觅不到的时候,人类不由自主地把注意力转向植物茎杆花叶,选择品尝那些适合自己胃口的东西。不知通过多少世代的尝试,也不知付出了多少生命的代价,才筛选出一批批可食植物及其果实。
, 在距今1万年前后,随着农业的发明和制陶术的出现,人类社会进入到考古学家所说的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以千计,如星罗棋布,其中尤以黄河两岸分布最为密集。黄土地带和黄土冲积地带,在距今1万至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经有了一些原始的农耕部落,创造了粟作农业文明。这些农耕部落赖以生存的就是黄土与黄河,他们创造的文化被考古学家们分别命名为白家村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和北辛文化。人们熟知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正是在这些早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仍然是以粟类种植作为获得食物来源的主要生产手段。长江流域的开发史也与黄河流域一样古老,在距今近1万年前,也有了原始农耕文化,不同的是它不是北方那样的旱作,主要农作物是水稻。
中国古代将栽培谷物统称为五谷或百谷,主要包括稷(粟)、黍、麦、椒(豆)、麻、稻等,除麦和麻以外,都有了7000年以上的栽培史。原始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使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有了根本改变,变索取为创造,变山林湖海养育为黄土大河养育,饮食生活有了全新的内容。原始农耕的发展,同时还使得另一个辅助性的食物生产部门——家畜饲养业产生了。家畜中较早驯育成功的是狗,由狼驯化而来。中国多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狗的遗骸出土,年代可早到距今近8000年。农耕部落最重要的家畜是猪,驯化成功的年代与家狗基本同时。中国传统家畜的“六畜”,即马、牛、羊、鸡、犬、豕,在新石器时代均已驯育成功,我们当今享用的肉食品种的格局,早在史前时代便已经形成了。
二.火的利用
人类最初的饮食方式,自然同一般动物并无多大区别,还不知烹饪为何物,获得食物时,生吞活剥而已,古人谓之“茹毛饮血”。《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又见《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蛖之内,时多疾病毒伤之害。”
人类也并不甘愿长久生食,当他们认识了火以后,就跨入了一个新的饮食文化饮食时代,这便是火食时代。掌握了用火技能的人类,接着又发明了取火和保存火种的方法,这样就有了光明,有了温暖,也有了熟食。人类最早使用的是天然火,包括火山熔岩火、枯木自然火、闪电雷击和陨石落地所燃之火等。"
中国史前时代最早用火的确凿证据还没有找到,所以开始用火的年代尚不能知晓。周口店北京人洞穴遗址发现过用火遗迹,考古发掘见到厚达4——6米的灰烬层,中间夹杂着一些烧裂的石块和烧焦的兽骨,还有烧过的朴树籽,这是确定不移的疱厨垃圾,也是明确的用火证据,年代在距今50万年以上。
在火成了必不可少的生产生活资料以后,人类又发明了一些人工取火的方法,可以创造出火种来。在中国文化传说中,流传最广的人工取火故事便是“钻木取火”了:上古之间人们因生食而伤胃生疾,于是便“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有了火以后,熟食的比重逐渐增加,火熟的方式也由简单向复杂演进,烹饪技艺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这时的烹饪方式主要还是烧烤,将食物在火中直接烤熟,这方法流传使用到现代,仍可制出美味佳肴。当初还进一步发明了“炮”法,是用粘泥包住食物后隔火烤熟,这方法现代也还在使用。
火的使用,首先使腥臊难咽的鱼、肉类变成了可食之物,扩大了食物来源。如从考古发现看,距今约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就经常猎获鹿类、野猪、野牛、羚羊、狗獾、狐狸、刺猥、野兔、鼠类和鸵鸟等,同时还可在水中捕获一公尺长的青鱼,并常常捞取厚壳河蚌和捡取蜗牛及鸵鸟蛋。火的使用,也改变了食物的内部结构,使其更有利于人体吸收,而火又有消毒杀菌的作用,这就使熟食比生食更卫生,从而减少了肠胃疾病,从而增强了人类的体质。
三.陶器的使用
陶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谷物烹饪发明的,是原始农耕部落的创造。农耕部落有比较稳固的生活来源,不再频繁迁徙,开始有了定居生活,陶器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人类世界的。最初的陶器多炊器,也有食器,证实它确实是饮食生活发展到高一级阶段的产物。制炊器的陶土羼和有砂粒或谷壳、蚌壳末等,具有耐火、不易烧裂和传热快等优点。制食器的陶土经过淘洗,由于不直接接触火源,所以一般不羼砂粒,表面较为光滑。
中国陶器大约创始于距今1万年前,南方和北方都发现了将近有一万年历史的破碎陶器,而且多是所谓夹砂陶器。早期的夹砂陶器多为敞口圜底的样式,都可以称为釜。陶釜的发明在烹饪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后来的釜不论质料和造型产生过多少次的变化,它们煮食的原理却没有改变。更重要的是,许多其它类型的炊器几乎都是在釜的基础上发展改进而成的。例如陶甑,是有了釜才会有的蒸器。
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居民都用甑蒸食,着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则发现了迄今所知的年代最早的陶甑,其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上下。从目前的发现看,新石器时代的陶甑出土地点多集中在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这似乎表明华中地区史前居民的饭食对粥食的比重,可能要大大超过其他地区。值得提到的是,蒸法是东方烹饪术所特有的技法,它的创立已有不下6000年的历史。西方古时烹饪无蒸法,直到当今,欧洲人也极少使用蒸法。
在史前时代火食普及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陶器,不只是釜甑之类,还有陶鼎,又是一种兼作食器的重要炊具。黄河中下游地区7000年前,原始陶鼎使用已相当普遍,几个最早的农耕文化共同体都以鼎类器为饮食器,鼎的造型和制法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鼎是一种三足器,使用比较方便,比起圜底的釜更为实用。
新石器时代的炊具,还有炉与灶。炉以陶土塑成,与陶器一样入窑烧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居民比较喜爱用陶炉烹饪。陶炉是活动的灶,机动性较大。火灶为固定建筑,其重要性远在陶炉之上。生活在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居民,已经有了稳固的定居传统,一座座简陋的房屋聚合成村落,人们按一定的社会和家族规范生活其间。这些或大或小的住所,既是卧室兼餐厅,同时又是厨房,没有更多的设备,但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有一座灶坑,再就是不多的几件陶器。
新石器时代的火灶多为凹下地面的灶坑,或者称为火塘。火塘在中原地区沿用了青铜时代,不过那时高台火灶已经出现,烹饪设备又有了改进。高台火灶的使用至今已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尽管燃料有柴草、煤块、天燃气这些品种的改变,灶台变化却并不很大,而且至今使用最广的仍然还是柴灶。
饮食的发展食物的发展
随着原始时代饮食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中国饮食到了先秦两汉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在食物原料方面,便是丰富多样,五彩缤纷。首先表现为粮食作物已作为日常食源,三代时作为粮食作物的五谷已备,除了此前已得到广泛种植的黍、稷、粟外,麦、梁、稻、菽、菰已在人们日常食物中占有较大比重。在最早的农书《夏小正》中,已记载种植有麦、黍(黄米)、菽(大豆)糜。
其次是蔬菜和水果的丰富。《诗经》和《尔雅》、《山海经》中记载最多的陆生蔬菜有瓜、韭菜、苦瓜、蔓青、萝卜、苦菜、荠菜、豌豆苗、竹笋、枸杞等,水生蔬菜有蒲、莲藕、水匠、水藻、莼菜、苹(凉菜)、水葵、荸荠、菱角,调味蔬菜有韭、葱、荞头、蒜头、紫苏及秦椒、姜(姜)等,此外还有采集的各种野生菌类、木耳、石耳等。关于水果的丰富,《山海经》记有海棠、沙果、梨(棠)、桃、李、杏、梅、枣、柤(山楂)、板栗、橘、柚,《诗经》中除以上水果外,还有桑葚、木瓜、枳。西汉时张骞通使西域,从西方传入了蒲桃(葡萄)、胡桃(核桃)、无花果、石榴、西瓜、哈蜜瓜等。而江南还有甘蔗、荔枝、龙眼、槟榔、橄榄、香蕉、椰子等。可见后代一些常见的水果,此时已初具种类。
第三是动物性食物在饮食中的地位日渐重要,这些食物主要靠畜牧和狩猎获得。在甲骨文记载中,就有马厩,而殷代对畜养的马、牛、犬等分类很细,并有役使、祭祀和食用的各种区别。商代后期的妇好墓出土的玉雕动物中有马、牛、羊、狗、猴、兔、龟、鹅、鸭、鸽等逼真造型的家养畜禽,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家畜家禽就已定向驯养了。《周礼》中记载中原贵族驯养食用的禽畜有野猪、野兔、麋鹿、麝及雁、宴鸟鹑、野鹅等。到了汉代,汉族地区畜养牛羊数目达一二百头的农家大量出现,而一般百姓逢年过节都要烹牛宰羊,大摆宴席。
三代捕鱼业也有很大发展,据专家鉴定,殷墟出土的就有鲻鱼、黄颡鱼、鲤鱼、青鱼、草鱼、赤眼鳟等。而池塘养鱼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随着肉类的食物,动物脂膏也被食用。先秦时人们食用动用脂肪,到周秦两汉时油脂已被广泛食物。两汉时,已普遍开始使用和食物植物油,当时除麻籽油、菜籽油,还有胡麻油、大豆油等。各种调料的发现和利用,为烹饪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的自然调味品有盐、梅子、蜜、姜。人工调料有酰、酒、酱、醢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食物原料,主要记载于《齐民要术》中。这一时期,一是粮食作物品种的极大丰富,如当时小米就有三十八种,大米有十三种,糯米有十一种,芋艿有十四种,并培植出了甘薯。蔬菜有地芝(冬瓜)、瓠瓜、莲藕、芡实、菱角、荸荠、连子、茄子、豆角、萝卜、蔓青、豌豆苗、芸豆苔、芥菜、芹菜、苦麦菜、蒿菜、苋菜、鹿角菜(龙须菜)、泽蒜(蒜台)大蒜、葱、胡荽、韭菜、紫苏、姜、竹荀、筱(竹荪)、蘧蔬(草菇)、木耳、石菭(石耳)、花椒、胡椒、橘皮等,水果有桃、李、杏、梅、枣、栗、柰、柿、梨、沙果、桑椹、木瓜、石榴、葡萄、(樱桃)、杨梅、草莓、枸椽(佛手)、豆蔻、蕉等。
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一书中记录了唐代当时南方的饮食原料,其中以水产类最为丰富,有鲻鱼、嘉鱼、鲎鱼、黄腊鱼、竹鱼、鱼舀鱼、鲩鱼、章鱼、鲵鱼、乌贼鱼、石头鱼、比目鱼、鸡子鱼、鹿子鱼、狗瞌睡鱼、蚝、水母、海镜、瓦屋子及各种蛤类、蚌类、蟹类、虾类等数十种。禽鸟类则有鸮、孔雀、鹧鸪等。果类食物有偏核桃、石栗、龙眼、枸橼子、椰子、山姜等。
两宋一直到元明清,可以说是中国饮食原料结构的较大变化期,这种变化,首先主要表现为主要原料的不断增减更替,比如延续了近两千年、在人们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菰米,在宋代时逐渐减少,明清已完全淘汰,而小麦、小米、高粱的比例不断增加,成为北方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麻籽逐渐由全食变成了油料,大豆、绿豆、扁豆、莞豆等豆类作物,随着豆制品的发展,成为了主副兼用的粮食。其次是人工培育蔬菜瓜果的日渐增多,而食用野菜日渐绝迹。同时数百年来陆续从域外引进的甘蓝、苴蓝、菜花、丝瓜、黄瓜、苦瓜、南瓜、辣椒等,大大地丰富了中国饮食的原料和味道。此外肉类原料中,此前的野禽野兽已逐渐被家禽所代替。第四,花卉类原料进入饮食原料的行列,参与了饮食的制作,各种花卉可以入茶、酿酒,如茉莉、玫瑰、芍药、蔷薇、茱萸、玉兰、菊花、金银花、桂花、腊梅花、百合花、桃花等。花卉还可以用来制作各类糕饼饭粥,美味佳肴、制酱,甚至可以直接食用。
总之,中国饮食的广采博纳精神,使得历代人们不辞劳苦地去探求各种食物原料,使其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扩展,而食物原料的丰富和扩展,又为中国饮食的五彩纷呈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食器的发展
中国饮食的器具,可以说在新石器时代已基本齐备,后来所有的食具和炊器,除了所用原材料和造型的变化外,其功用方面鲜有超出其用途者。
夏代尧时,饮食器具还是“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停留于土质陶的烧制阶段。到了商周时代,由于青铜冶炼技术的出现和青铜器的广泛使用,食器有了较大发展。从现存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看,约有以下各种:
|烧烤器:
烹煮器:鼎、鬲、甗、甑、釜、鼎井、鼎于
黍稷器:簋、簠、敦、彝、盨、盂.
酒器:尊、罍、壶、卣、觥、盉、爵、觚、觯、角、斝、勺、钫、枓。
脯醢器:豆、笾、锜
载鼎食器:匕:
切肉器:刀、俎
盛酒器:案、禁
盛冰器:鉴、匜,
盥洗器:盘、匜、缶
至于金、玉、陶、瓷、漆、木、骨、角、象牙、竹等饮食器具,更是品种繁多,应有尽有。所有这些青铜器,其器形纹饰或雕琢,或刻镂,纹样精制、形制端庄。到了西周,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青铜器还被统治阶段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统治者至高无上地位和权威的象征,也成为区别社会尊卑贵贱的具象表征,此即所谓“藏礼于器”。如按照礼制组合而成的所谓列鼎制度,对不同地位的人使用器具的数目有严格规定,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美食日盛,旧有的食器改制或隐退,新的食器不断出现。如三忠鼎、鬲、簋、方彝、卣、觥、爵、觚、觯等饮食器已完全消失,而另一些器具却大为兴盛,如壶,春秋时的莲鹤方壶,形体高大,壶盖四周有莲瓣两层,中央立一振翼长鸣之鹤。壶身上饰有蟠曲龙纹,旁有两镂孔龙形大耳。圈足下双兽匍匐。此壶构思精美巧妙,一改商周以来庄重、静态的器具风格,体现了社会处于巨变中的风貌。灶具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注意通风、排烟的台式土灶,并有铜炉出现。周代的一系礼器这时已逐渐不被人们所重视,所以礼器的体量也逐渐减少,所以这一时期的食器体量比较适宜,更加接近实用,以实用为其首先考虑的功用。此外,由于制造技术的发展和铜器、漆器的大量使用,所以这时器具制作的技术更加先进,器具工艺更加精细,各种图案纹饰更加形象逼真,这就使其具有了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到了汉代,中国饮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在融合了前代饮食文化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所以这一时期的饮食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品种齐全。中国饮食的器具这一时期不仅在数量上大为增加,而且在花色品种上更加丰富多样,一方面是各种饮食器具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全部出现,另一方面是各种食具有了比较固定而专门的用途,并且每一套餐具,都讲求完整搭配。
其次是分工精细。各种食器定型完备,杯盘碗碟、锅盆盂瓮,品种齐全,功用完备,如饮器,就有盛汤之勺和匙、盂,饮器以大小功用的不同,有盏、杯、盅之别,可见其各司其责、分工明确。
再次是轻巧精致。在春秋战国时代体量适宜的基础上向着更进一步,向前轻巧精致的方向发展,使其更加生活化,具有更高的实用性。不仅如此,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工艺技术的进步,这一时期的食器变得更加精致,从史书记载看,当时的食器非常讲究“雕文雕漆”。
此外,这一时期的食器还表现为其制作材料完备。一方面是青铜器逐渐减少,而被漆器、瓷器所取代。到了东汉,瓷器不断成熟,玻璃质的盘、碗大量出现;另一方面,随着青铜器的逐渐隐退,战国时出现的铁已被较为广泛地运用到了饮食器具的制作,铁釜、铁刀等炊具已普遍使用。除此之外,汉代陶、铜、玻璃等器具以及镂银错金的各种食具被广泛使用,不仅如此,还出现了玉石、象牙、骨头、漆木等各种食具。
唐代经济上的强大,必然使饮食极为丰富,饮食的丰富,又使食器品种多样。而宋代市井文化的兴起,更是促进了饮食的繁荣和昌盛。所有这种社会形态,都促使美妙的食器与之相配,这样,唐宋时代食器的主要特点,便是食与器的搭配和谐自然,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绝妙境地。
首先,随着美食品种的不断增加,烧制各种瓷具的窑遍布全国各地。至今仍然有重要艺术价值的“唐三彩”,在当时就已是各类高级筵席上的名贵食器。当时的瓷质五彩纷呈、各有千秋,邢瓷如银类雪,白瓷若玉似冰,龙泉瓷色彩葱翠,钧州瓷红若胭脂,而最着名的青瓷,则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质地,受到中外青睐。除了瓷器之外,南宋宫廷的食器皆“金、银、𨱋、漆盌木枼也。”
其次,这时在食与器的结合上,已十分注重色彩的对比与形制的和谐。如在杜甫古今传唱的佳作《丽人行》中“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的描写,就将人们的日常饮食行为,带入了色彩和谐的艺术审美的境界。
再次,当时不仅注重食、器在形与色上的和谐搭配,而且在整个一席菜肴的搭配上,十分讲求构图的整体美。
明代,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繁荣,饮食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瓷器烧制工艺在技术上也有很大进步,所以这一时期瓷餐具式样丰富,品种繁多,而纹饰上多“用白地青花,间装五色,为古今之冠。”当时着名的瓷器,如按其烧制年代,就有洪武窑、永乐窑、宣德窑、成化窑、正德窑和嘉靖窑等,所有这些窑烧制的压手杯,“中心画双狮滚球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次。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可见当时不仅器形多样,而且烧制技术极高,色彩丰富艳丽,纹饰五彩缤纷,质地光泽细润。单就纹饰来看,各种花卉果实形象逼真,虫鱼鸟兽呼之欲出,人物举止惟妙惟肖,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意境。而这些饮食器具与当时品种繁多的各类肴馔相结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的内涵。
清朝初年,因兵火未停、战乱连年,故当时瓷器的烧制技术亦日渐衰落,以至窑无美器。这时“富者用铜锡,贫者用竹木为制。然而我盛馔肴,不堪经宿,洗涤亦不能洁,远不如瓷器之便。”到了康熙初年,“窑器忽然精美,佳者直胜清窑。”从工艺上看,这一时期宫廷的食器开始出现了珐琅彩,并且还饰有“五福”、“万寿无疆”等吉祥祝福之语,此外还针对某一种菜肴,在食器上绘饰与菜肴内容相关的图纹,如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清宫御膳房所做的巧果,要放在绘有“鹊桥仙渡”图案的珐琅彩瓷碗中,其图案取材于喜鹊搭桥牛郎织女天河相会的神话传说,这种菜肴与食器在内容上一致、色彩上和谐的结合,可以说在食与器的配合上,从内容到形式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总之,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史中,器具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或者说饮食器具本身就参予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创造,如果没有历代工匠在食具上的苦心经营和革新创造,中国饮食文化将会大为逊色。
Ⅸ 饮食变化有哪些方面的变化
上世纪70年代:每张餐桌上的菜肴是相似的
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萝卜、大白菜一度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主菜,并代替了粮食。家家户户都在腌制咸菜,似乎只有逢年过节时才会“几近无限量”地包顿饺子。偶尔有重要的客人,也会安排杀鸡杀鸭招待。一般的家庭中,女性仍然不上桌同客人一道吃饭。尤其是中小型城市,餐桌上只有家里的长辈和男人们。
在上世纪50年代前,健康的标准是“只要求不生病”。20年后,这个标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时代还没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患者,最甜的烤红薯和爆米花也只是孩子们偶尔才能享受的。这个时代的符号很相似:推开不同的门,每张餐桌上的菜肴是相似的,每个房间的家具摆设是相似的,人们的穿戴是相似的,对生活的渴望也是相似的。
上世纪80年代:从温饱走向小康
这个时代,从温饱走向小康的中国人,餐桌上逐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盛。过去限量供应的大白菜,已经让位于木耳、丝瓜、西红柿、蘑菇和荷兰豆。尤其到了中后期,在城市居民的菜篮子中,一年四季都可以装满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
从初期的粮油、副食品敞开供应,所有的票证都被逐出历史舞台时,预示着一个新饮食时代的到来:以往逢年过节才端上餐桌的红烧肉,已经慢慢开始增多。过去闻所未闻的三文鱼和鲈鱼,也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佳肴。每个人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生活水平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虽然如此,能够明显提高身体素质的牛奶,依然还是没有在这个时代中普及。直到中期,全国实施了菜篮子工程,把禽、蛋、奶、水果、蔬菜等包括在菜篮子工程里统筹解决,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才彻底解决了副食供应紧张的局面。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粗粮食品逐渐从百姓的餐桌上淡出,细粮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而粗粮成了配角。一些粗粮已经被淘汰,与此同时,野味和海鲜也逐渐开始出现在人们的饭桌上,各类蛇鼠,还有娃娃鱼、穿山甲、果子狸等都纷纷出笼。那时候没有禁止捕食这些山珍野味,因而人们都十分喜欢大啖那些美味的红烧山珍野味。从这些菜肴中人们依稀看到,黎明前的曙光已经到来。
上世纪90年代:饕餮时代的来临
从这个时代初期开始,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一年在餐桌上甚至能吃掉上千亿元人民币,菜肴的种类和档次也开始步入历史顶峰期。在这个时代的餐桌上,尤以鲍鱼最吸引眼球。自古以来,这道菜就是尊贵生活的象征。在各个朝代,吃鲍鱼往往是豪门贵族、帝王将相才能拥有的幸福享受。尽管它的营养成分并不是最齐全的,但它给人的心理满足却非同一般。就在这个“追逐心理满足”的时代,有位美食家对鲍鱼在中国内地受到热烈欢迎的程度,一针见血地指出:“美食与营养是有一定距离的,在餐桌上,最主要的是口感而不是营养。鸡蛋有营养价值,但它不能代替人们对美食的感受。另外还有一种文化的追求在内。”
已经消失的粗粮意外地受到食客青睐,再次回到餐桌,重新成为中国人饭桌上的新宠。与此同时,国人把牛奶从特种营养品的位置摆上了普通的餐桌,中国乳业于是开始高歌猛进,进入一个超常发展时期。
随着生活的富裕,中国菜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胃口。俄罗斯美食、法国大菜、意大利比萨、日本料理、韩国烧烤、美国麦当劳等纷纷进军中国,中国人不出国门便能吃遍世界。这个时代的你无论走到何方,大街小巷各种档次和风味的餐厅与酒肆都随处可见。随之而来的恶果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导致心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肥胖症患者人数持续攀升,于是,人们开始大规模地减肥。
21世纪:吃并选择着
麻辣小龙虾、香辣蟹、水煮鱼都是这个时代的餐桌文化。但在本世纪初突如其来的一场SARS,以及层出不穷的诸多“黑幕”曝光,让很多都市人腹中的馋虫都被杀死。人们开始呼应健康主题,回归自然的水果蔬菜重新被重视起来。调查显示,当今一半以上的都市人都把水果纳入每日健康必备品。大批商家针对市场,及时推出各种自然绿色系列食品,理由是清新健康,当然最重要的是,卡路里含量很低。
牛奶的发展进入巅峰时期,纯牛奶、脱脂牛奶、加钙牛奶应有尽有,数不胜数。过去的人们喜欢买冷冻室大的电冰箱储存鸡鸭鱼肉,现在也开始讲究食用有营养的鲜活食品。蔬菜要吃新鲜的,粮食要吃当年的,鸡鸭要吃现宰的,鱼要吃欢蹦乱跳的。带着露水的嫩黄瓜,空运来的鲜荔枝,放在餐桌上还活的虾,叶子翠绿的鲜桃,人们在市场上挑剔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落在鲜货上,而不是价格上。什么食品有营养,什么食品能防衰老,怎样搭配能够保持身体的酸碱平衡,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人的健康观念在21世纪的初期,清醒而及时地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但从科学的眼光来看,似乎做得还是不够。
Ⅹ 中国30年来人们饮食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社会资源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但报告显示,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随之而来。
肉食抢占了蔬菜份额。在我国的传统饮食中,动物性食物偏少。但上述研究显示,在过去几十年间,这一饮食结构已发生明显改变。1982年到2012年,中国居民平均每人每天蔬菜摄入量从316.1克下降到269.4克;
动物性食物摄入量却不断增加,尤其是猪肉,从37.1克增加到64.3克,增长了73%;49.9%的国人畜禽类食物摄入量超过推荐量,水产品摄入量却从平均每人每天27.5克降到了23.7克。
(10)食物如何改变中国人类扩展阅读:
30年来,我国居民主食摄入量明显下降。1982年到2012年,平均每人每天谷类摄入量从509.7克下降到337.3克。很多年轻人因为担心长胖不敢吃主食。可事实上,不论是碳水化合物,还是蛋白质、脂肪,摄入过多都会长胖。
通过缩减主食来减肥还容易反弹,带来疲劳、月经不调、抵抗力下降等一系列副作用。保持适量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不仅能保证膳食平衡,还有助于将蛋白质、脂肪摄入量控制在合理水平。建议每人每天摄入谷薯类250~400克,注意粗细搭配,多吃各种杂粮杂豆。
蛋奶摄入增加。近些年,国人补充优质蛋白的意识提高,鸡蛋人均摄入量从每天7.3克增加到24.3克,奶制品从8.1克增加到24.7克,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为了健康,还需加强。鸡蛋的营养价值毋庸置疑,但很多人会因为蛋黄中的胆固醇高而将其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