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中华文化有什么变化吗
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至“甲午战争”期间,随着政治上、经济上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经济,中华文化也逐渐丧失其独立性。
一方面,外国列强除了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中国以压迫外,在文化精神上也不放松麻醉中国人民,从而实施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政策,如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2. 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大变化过程,本质上是什么过程
文化是一种活着的东西,一种新的文化发展起来必然有适合其发展的环境,环境变化旧的文化可能就不再占据主流。这一点与生物群落的演替极为相似,有时候旧的文化被淘汰并不是完全死亡,新的文化也要依赖于旧的文化,我们或许无法阻止文化的新旧交替,但我们可以改变文化变迁的方向与速度。
中国的近现代史,从文化的角度看,是一场极其生动的文化变迁史。
一、从皇权至上到民权意识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中国政治体制的整体走向是向中央集权,皇帝集权,这一点并不是没有道理,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统一,防御外敌如匈奴等少数民族。虽然到了明清时期君权神授的观点已经削弱,但大部分文人还是抱着国家不能没有皇帝的想法,这是一种文化惯性。
不光是国家层面,在一个家庭里要有当家人,在一个家族里要有族长,在一家店里要有大掌柜,其实都受这种中央集权思想的无形影响。并不是说这些人拥有与皇帝同样的权威,而是说这种集权的体制渗透了中国的方方面面。
在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以后,有些中国文人听说一些西方国家没有皇帝感觉很不可思议,一些出国留学的留学生在见识过西方的先进与繁华后自然就有把矛头指向皇帝专政的。然而他们忽略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之处,中国之所以会有这种中央集权,皇帝专政的文化,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与儒家文化密不可分。一味学习西方的民主自由,只会造成民主与自由水土不服的情况。
要推行民主自由,那么势必要先创造出适合适合民主自由发展的环境,资本主义想要在中国做到,但失败了,共产主义做到了。从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再到共产主义,其实是中国人的民权意识在慢慢觉醒,中央集权的文化还在,但已经成为新的文化的垫脚石。
二、外来文化的“拿来”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拿来主义”这个词,字面意思,就是把人家的东西拿来用。中国近现代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可以说很多新的东西都是从别人那拿来的,这些新的东西有没有影响中华文化的纯度呢?答案是没有。
首先中国的文化十分博大,如同汪洋大海,所以西方文化的溪流并不能对中国文化造成根本上的影响;其次,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外来文化的汇入,正是由于这些新鲜的文化不断补充,中国文化才得以保持活力;最后中国文化也有着强大的同化力,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往往很快就被同化,并且有可能反向入侵西方世界。
以太平天国为例,在这起农民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拜上帝教”,本质上和陈胜吴广起义的鱼腹藏书、刘邦的斩白蛇是一样的。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外来文化终究只是补充。
又比如佛教,中国的佛教与印度的佛教早就不同,少林寺这类由佛教衍生的产物也被打上了厚重的中华文化的烙印,并且反向输出到印度与其他国家。
唐朝也曾经是历史上中国最开放的时期之一,盛唐年间借由丝绸之路许多异域来客带来了商品,却也带来了文化,那时候的盛唐人在赶时髦用异域文化时是不会考虑“崇洋媚外”这件事的,因为盛唐国力强大,拿来主义在那个时期贯彻地倒极为彻底。
三、封建迷信到相信科学
《未来简史》里有一个观点,现在的人在遇到饥荒,天灾这类问题时不会再想着请巫师来祈雨作法,而是想着谁来解决问题,谁来为事件负责。这是个十分新颖但是其实并不难理解的观点。
在近代史上一次次惨烈的挨打过后,幸而有一群为中国的前途奋勇呼告的仁人志士,他们是行动派,他们不会妄想靠上天帮助来拯救一个国家,他们只会用切切实实的实践来为中国探出一条明路。
这些人虽然早已逝去,但他们留下的精神,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这是一种人定胜天的精神,在过去每个朝代更替时,往往会有人用迷信的说法解释王朝破灭的原因,在中国曾一度被列强瓜分时,或许也有人感叹中华命数已尽,但是并不是这样。
这些为中华民族之崛起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辈,用其行动与实际,告诉了中国人一个实打实的道理,那就是实践出真知,封建迷信必然自取灭亡。
这种文化的变迁确实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网络扫墓的出现,就是一些旧民俗文化逐渐被淘汰的表现。试问时光倒退一百年,有谁敢相信中国人会放弃烧纸钱呢?
文化的改变是潜移默化无形无色的,猛然回首,才发现今日已与往日不同。
在当今的中国,网络早已成为了第二现实,各种新文化层出不穷,然而回顾近现代文化的变迁,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无比强大,我们无法阻止中华文化在这些新文化的注入下发生改变,但我们能够决定中华文化向着哪个方向去发展。
3. 中国文化和社会习俗有哪些新变化
随着西风日渐,近代中国文化和社会习俗出现了新的变化,最明显的特征是:
1、传统文化习俗的淡化;
2、西方传统习俗侵入并在青年一代中渐成风气;
3、改良文化习俗的兴起(主要是指一些在传统文化习俗和西方习俗的交媾产生的一些新的文化习俗现象,两者所占不中并不机械均衡).
局限性:一方面是忽视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没有能真正理解西方文化习俗的真谛要义;往往是丢了传统,而西方进步文明的真谛没有很好学到.
对策:还是毛泽东的经典语言: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
4. 中国文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从百家争鸣到大一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各流派都占据一席之地.到了汉代,政治上的统一,经济的进步,黄老思想的影响,需要一种符合当时社会的文化,所以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现了铺陈扬厉、摛采成文的汉赋.
所有文化的变更都是跟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展的,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永远是社会政治的外在反映.
5. 举例说明中国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有哪些变化
摘要 一是认识上的转变。在以前的学习和工作中从没有真正接触过国学方面的知识,只知道是儒家学问,还有些封建思想意识,认为学这些也没有多大的用处,和自己的工作关系不大。然而,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认识有了新的转变。我认为,国学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安居乐业,安身立命之文化根基,也一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延绵五千年而没有中止的国家,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国学文化作为支柱,这种文化一直贯穿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
6. 中国60年来文化方面的变化
第一,在电影的所有权上,中国电影经历了从国有资本到多元资本的转变。
在新中国的前30年,中国的电影业成功的完成了从私营电影到国营电影的改制,从所有权上保障了电影事业一体化局面的形成。这为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带来了体制的变化。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电影又从全部国有逐步转变为多元资本的格局。不仅有国有资本、而且有集体资本、私人资本,不仅有境内资本,而且有跨国资本等多种形式,这种所有权的变化必然会逐步的渗透到电影的生产和消费中。
第二,在管理体制上,中国电影经历了从政府领导生产到政府主导生产的转变。
一个是领导,一个是指导,虽然只有一个字的差别,但是变化很大。从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主要是政府直接领导生产。80年代起政府按照市场规律指导电影生产的新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要领导生产,这也是必然的,现在变了。
第三,在电影的国际国内语境上,中国电影经历了从单一的全球化格局到全面的全球化格局的转变。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国拒绝了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格局,锁定了当时以苏联卫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主导的全球化格局。这也是当时历史的必然。新中国电影在困难中艰难的起飞,取得了胜利。同苏联决裂后,我们关起门来搞电影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文革时期走向了完全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格局,电影陷入了危机。80年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迈向的全球化格局开放,顺应了今天经济全球化时代电影发展的需求,融汇到了这样一个浪潮中,在中间寻求自主的品格。
有了这三点背景,我们再来理解新中国60年电影文化的变迁可能就有了一些基本的铺垫。
我觉得60年来,中国电影文化发生了下面几点显着的变迁。
第一,在影片的表达体制上,中国电影经历了从冷战时代以政治斗争为主导到后冷战时代与生活幸福或者生活和谐为主导的转变。
这种生活幸福或者是生活和谐可以包含以下内容:人性回归、伦理和睦、心理调整、风尚重建、个体和谐等内涵。
集中表现为从第3、4代导演到第5代导演创作的转变,例如《红色娘子军》,五、六十年代背景下把我党领导武装斗争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那样一个历史合法化,合理化。从《黄土地》开始,创作风格,表达体制有了转变,重新证明了地理环境、乡土文化,民俗风尚的生活层面的东西,它的特殊重要性。
第二,在影片文化取向上,中国电影出现了从线性发展的事件性元素主导到事件性中的民族性元素的再度确认的转变。
过去我们认定中国要消除或者是克服自己过去腐朽的,封建的传统,要面向世界的先进性转变。事件是先进的,过去的传统的就是落后的,展示了这样一个发展趋势。《红色娘子军》《女篮5号》都显示出了新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取代旧时代的必然趋势,促使了新中国电影确立了它独立自主的品格。
从80年代开始,一批新的电影涌现,重新声张过去被遗忘的或者被忽略的中华民族本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特殊重要性。像第5代导演的崛起在这方面提供了一系列的有意义的范本。
第三,在影片人物塑造上,中国电影发生了从艺术典型化到艺术类型化的转变。也就是说,前30年的影片无一例外的总是致力于塑造具有艺术典型性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过去我们的文学概论教科书,艺术概论教科书都对典型性做了高度的概括,那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的电影奉献了红色娘子军、何翠姑等形象,何翠姑是《小花》里面刘晓庆扮演的角色,这些艺术典型在今天也代表了新中国电影的突出贡献。
后30年的影片在人物塑造上发生了多样化的美学选择,不仅继续塑造典型,像《牧马人》,《芙蓉镇》当中的人物等,而且更加努力的塑造观众喜闻乐见的个性化人物。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典型化仍然有它的价值,但是类型化的价值也开始凸显,打破了传统的电影美学观念。例如冯小刚贺岁片中由葛优饰演的系列人物,这些为葛优量身订做的人物,诚然大多属于同一种类型,而非独一无二的这一个。但是这些类型人物同典型一样赢得了大量的工作,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美学需求,也体现了新中国电影独特的贡献。
第四,在电影美学效果上,中国电影显示了从思想启蒙性主导到感性娱乐型主导的转变。
前30年的电影在美学效果上主要承担了启蒙群众的任务,统一群众思想,教育群众,整合群众。新中国电影可以说顺利的完成了这样一个任务,作为一个国家电影,它要承担的任务。
后30年,我们的时代变了,我们的生活语境变了,社会对电影的要求也变了。后30年的电影有了一个新的任务,主要满足公众的休闲娱乐需求。在休闲娱乐需求中获得启蒙,获得思想的启迪,获得情操的感染,提升等等。
第五,在电影的范式上,中国电影发生了从模块位移到类型互生的转变。
模块位移我自己是这样看的,中国电影最初是以上海为中心,体现了东部电影的格局。后来上海电影解体,它的随便一部分到了香港,聚集为南部电影模块,一部分到了北京,以北京为中心,形成了北部电影模块。
新中国电影前30年主要是北部电影模块为中心的格局,形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电影模式。这也是当时完成了它的历史人物。到了新时期北部电影模块面临着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新任务,所以这时候有西部电影的崛起,以西安、广西、成都为新的中心,第5代导演就是从这里脱颖而出,走向世界。从而有了西部电影模块。到了90年代,西部电影模块也衰落的,中国电影的模块位移格局解体了。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再也没有固定的电影模块,而是有了类型化的转变。中国电影越来越向类型化前进,像爱情片、喜剧片、惊险片、动作片、歌舞片、战争片等等,按照这样的类型划分。
同时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大类型:主旋律影片、商业片、艺术片。这三个类型最近几年出现了很有特色的类型互生的趋势,在一部影片里这三种影片相互渗透,就是在一部影片里三种类型相互渗透,相互拥有。《集结号》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梅兰芳》又继续出来,同一部片子里,主旋律的思想性,艺术的审美价值,商业片的娱乐价值都整合在一起,满足了公众对艺术多样化的,然而又是高度融汇的需求,体现了中国电影的影片能力,它的自主,本土的美学品格。这种类型互生可能是在好莱坞,在西方国家都很难看到的,但是在中国电影,它顺应了中国电影的语境和需要,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第六,在电影的知识型格局上,从更大层面的知识的构型上,中国电影发生了从时间进化型到空间共生型的转变。
过去我们的电影都要假设一个时间的长度,从起点到重点的发展,今天的生活是不完满的,有缺陷的,明天会发展,明天会美好,总要一个设定未来发展的时间。这是前30年电影的主导模式。
后30年的电影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时间的进化变化了空间的共生,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是全球化当中的一个地方。体现了在全球性时代,中国人的生活处在全球流动的格局中,处在同外部的其他国家相互依存的格局中。大家是高度共生的,不是我取代你,你取代我,而是相互存在,相互平等,共同发展。这样一种在世共生型的电影文化,也是体现的中国电影人对电影,对自己生活体验的一种独特理解。
7. 中国文化变迁的例子
第一个十年:电影和音乐显露大众文化潜质
40年前,中国人刚刚走出大一统样板文化的阴影,尚不知大众消费文化为何物。大众文化消费是以精英文化为代偿。这是因为,精英文化较为敏感,觉醒得更早,而此时的大众文化消费还只是一种潜流,只能借助精英文化来表达。比如在文学方面,反思文学(其代表作为1977年11月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伤痕文学(其代表作为1978年8月11日发表于《文汇报》的卢新华的《伤痕》)、改革文学(其代表作为1979年2月发表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都曾在大众中广为流行。戏剧舞台在经历了最初的复排热潮之后,遂有了北京人艺的《丹心谱》(作者苏叔阳,1978年3月25日首演)和上海的《于无声处》(作者宗福先,1978年10月首演),也曾风靡大江南北。
电影已经显露出大众消费文化的潜质,《大众电影》的发行量和“百花奖”的投票量都曾达到八九百万;《大众电影》1979年第五期封底刊登了外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男女主角接吻的剧照,尽管有人写信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宣称社会主义不需要拥抱和接吻,但天窗既已打开,风雨之后,总是要见彩虹的。只是电影的表达方式仍以精英为主导,第四代、第五代的许多影片至今仍令人怀念,但正是他们的创作,最终导致了票房危机的发生,迫使电影界去探讨好莱坞商业电影模式。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大众文化消费方式的电视,这时还处于初创阶段,1978年5月1日,原北京电视台正式更名中央电视台,这一年播出的电视剧仅有微不足道的8部,每部最多不会超过3集。
《大众电影》1979年第5期封底照片
流行音乐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大众文化消费最活跃的因素。上个世纪70年代最初几年,《外国民歌二百首》和部分港台通俗歌曲已在一些青年中流行。1978年以来,邓丽君和台湾校园歌曲在东南暖湿气流的裹挟下北上,《何日君再来》《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开始被人们四处传唱,《外婆的澎湖湾》《蜗牛与黄鹂鸟》等亦流行于大学校园。1980年的北京街头,已能看到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提着录音机,跳迪斯科的青年。这一年的2月,第一个流行歌曲排行榜诞生,以《太阳岛上》《泉水叮咚响》为代表的15首流行歌曲榜上有名。而李谷一的一首《乡恋》,更以惊世骇俗的“靡靡之音”和气声唱法,引发了长久的争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电视剧和电影回归大众文化本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大众文化消费的爆发期。电视剧影响力迅速上升,成为大众文化餐桌上的一道主菜。最初是靠引进以弥补节目的不足,从日本的《血疑》《姿三四郎》,巴西的《女奴》,美国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到中国香港的《上海滩》《戏说干隆》之类。尽管有过许多争议和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观众排遣寂寞时光,休闲娱乐,不能没有这样的消费方式。国内电视剧生产者很早就为电视剧的通俗化做出过努力,虽然《敌营十八年》作为最初的尝试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质疑,但国产电视剧的通俗化进程并没有因此而终止。《西游记》《红楼梦》《乌龙山剿匪记》《篱笆·女人和狗》《济公》《末代皇帝》《便衣警察》《公关小姐》《上海的早晨》《上海一家人》《月朦胧,鸟朦胧》《庄妃轶事》《唐明皇》《秋海棠》等众多作品,对长篇电视连续剧的讲述方式及题材的多样化做了有益的探索;而《渴望》《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京都纪事》《皇城根儿》等,则尝试了室内剧的生产方式,这些都大大推进了电视剧消费市场的形成。
电影对商业模式的尝试或探索,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晚期才有了较为自觉的意识。冯小刚的贺岁片与张艺谋《英雄》式“大片”从不同的方向开启了电影商业化的进程,而市场机制的引进,加入WTO所带来的开放电影市场的巨大压力,以及传统电影发行体制逐渐为院线制所取代,给电影的商业化创造了机遇,提供了条件,电影因此回归大众文化的本性,成为2000年以后大众狂欢的滥觞。
1990年代通俗文学的初兴
文学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精英式写作的狂欢后,进入90年代,无论实验的、探索的还是观念式的写作,都受到读者的冷落而日渐边缘化,取而代之的则是通俗的大众文学。这个过程其实在80年代就开始了。最初是从海外引进的金庸(包括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以及琼瑶的言情小说,并在读者中造成了广泛和持久的影响。接下来,民国通俗小说成了出版商的“摇钱树”。自清末直至1949年前,凡具有一定可读性、又允许重印的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几乎都被反复重印了不止一遍,有的甚至再版了多种不同的版本。像张恨水,怕是印得最多的,至今还在印。除张恨水外,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以及张爱玲的书,都印了不少,深为广大读者喜爱。这种“重印热”至今未见冷却,随着一些作者的书成为公版书,甚至还有增温的趋势。
把张爱玲归入通俗文学一脉,有人也许会不高兴,不甘心让她与张恨水之流为伍。但如果我们将20世纪通俗文学的历史联成一条线,就会发现,《海上花列传》和张爱玲恰恰居于这条线的两端。作家阿城有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和传统,本来就是通俗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乃至张恨水的流行,可以作证;而“五四”以后的精英写作反而是个“另类”,直到张爱玲才拨乱反正,重振通俗文学的主流传统。海外着名学者李欧梵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就像来自香港的李碧华,她的小说中有对现代性的反省,但说到底也还是通俗文学。
这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精英文学写作的持续高烧和读者数量的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则是通俗文学单靠海外引进和翻箱底儿支持着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这几乎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景观。在最初的若干年,通俗文学写作实在很有限。当年有一位作家叫苗培时的,为《北京晚报》创作过连载小说《慈禧外传》,还有人写过少林寺的海灯法师、故宫里的神秘传说等,但都不成规模,不成气候。作为补充,通俗杂志开始广为流行。《故事会》的发行量曾达到八九百万,《知音》《家庭》的发行量也相当可观。据调查,《故事会》的读者群,主要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对于他们的文化消费需求,我们的文学家们做得怎么样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一直不缺少写作通俗文学的作家或尝试通俗化写作的作家,也产生过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90年代初有过汪国真的诗,小说有过《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但都是昙花一现,如过眼云烟一般,很快就消散了,看不到后续的成果。当年,有一个“香港女作家雪米莉”,这是四川作家田雁宁与几个朋友共同创造的一个品牌,曾在图书市场上驰骋过一段时间,但也是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表面看似乎是经营过度,损害了这个品牌,其实还有更加内在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整个文学界对通俗文学一直持有根深蒂固的歧视,看不起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家,有些作家偶然为之,也羞于提起,有些作家索性就转行了。还有些作家为了弥合想象中的读者与实际读者之间的巨大裂缝,也曾做过通俗化的努力,但由于这种努力是从精英文学的标准出发,试图提高(实则阉割、改造)通俗文学的品质,所以收效甚微。试问,40年来,我们有过能和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乃至金庸、琼瑶,或李碧华比肩的通俗文学作家吗?我看是没有。
不过,退一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通俗文学也有过发展比较好的作家和文学类型,比如善于写警匪加言情的海岩,就显示出一定的持续创作的能力和潜力。还有所谓官场文学,尽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压,却也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继张平、王跃文之后,我们还看到有写作《驻京办主任》的王晓方。这些都是传统写作中比较难得的通俗文学的成果。
2000年后网络写作的兴起
通俗文学的真正改观,却是2000年后网络写作的兴起。有消息说,网上发表的小说,一年已达百余万部,这在传统的文学生产体制中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就类型而言,则有玄幻、悬疑、盗墓、穿越、武侠、言情、商战、职场、官场、青春等等。其中一部分作为图书出版之后,发行量动辄都在10万册以上,有些甚至达到数十万、上百万,这和我们一贯所推崇的精英文学或精英小说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通俗写史和通俗读史的读写相长,水涨船高,知名写家层出不穷。历史固不同于文学,但兴起于网络的通俗写史,往往在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唐宋以来变文和话本讲史的传统;而读者的态度也并不以此为学究式的历史专着,而以消闲、解颐,间或取得一些历史知识为目的。
实际上,网络写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强劲的势头。既然不被主流文学界认可和接纳,便以一种自我放逐、放任自流的方式生存和发展着。在资本和技术的支持下,全新的传播手段以及阅读方式,给网络写作者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无论写作者、作品,还是读者的数量,都以几何级数增长,其规模常常令人叹为观止而又忧心忡忡。近年来,从中国作协到各省地方作协,都在大力发展网络作家,将其组织化,并规范其写作,引导他们向主流写作靠拢。但以网络作家数量之庞大,以及作为作协会员的网络作家数量之微不足道,要改变网络写作的状况,在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尽管作协试图给予个别网络作家以世俗所看重的社会地位,但是,文学界对于网络写作的态度和评价,整体上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看来,文学价值观、趣味观的转变,要比在组织上接纳网络作家难多了。
票房·抖音·郭德纲:
大众对娱乐的无尽欲望
无疑,网络写作的繁荣是大众文化在2000年后进入狂欢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电影票房的爆炸式增长,亦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在2000年后的标志性事件。资本的大规模介入、新的消费群体的形成,以及网络写作所提供的内容支持,使得电影(包括电视剧和游戏)在短时间内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事实上,网络写作已成为最重要的影视、游戏各种IP的供应商,而影视、游戏作品亦反哺网络写作者,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相生相长的动态格局。同时,新兴的网剧、微剧、视频直播、短视频、抖音等更因传播、收视的便捷而吸引了大批青年观众。电视综艺节目的泛滥亦是2000年后大众文化野蛮生长结出的一枚硕果,在收视率的胁迫和诱导下,以迎合观众趣味为诉求的每一次节目创新或改进,都进一步刺激了大众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
至于戏剧和舞台演出,我们不能不提到赵本山和郭德纲,二者都是大众文化消费的宠儿,没有他们,这个世界定会显得异常寂寞。当孟京辉带着他的《恋爱的犀牛》重新回到戏剧舞台的时候,他已经褪去了“先锋”的蝉衣,把戏剧变成了可以向青年兜售的时尚。与需要自我更新的孟京辉相比,开心麻花、戏逍堂等就显得轻松得多,他们诞生于市场经济浪潮中,没有太多的负担,可以直接面对观众娱乐身心的要求,放手搞笑搞怪,以无厘头的表演,天马行空的情节,赚取观众的笑声。
对大众文化应更加宽容和理解
改革开放40年给大众文化带来了繁荣和发展,固然有其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原因,也有大众文化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首先是政治上的思想解放,政策有了明显的松动和放宽,这才有了外来文化如文学、歌曲、影视作品的引进及民国通俗小说的重印,从而改变了其过去受冷遇、没地位的处境,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种表现。
其次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原则,也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也要讲求经济效益、市场份额,作家和出版商要考虑读者的口味,电影、戏剧要考虑票房,电视也要考虑收视率,大众文化自然大行其道。特别自1990年代以来,精英文化失去了往日社会群体的呼应,创作本身也越来越专注于对自身的探索,这也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
最后是文化观念的进化。多元共存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更加宽容和理解。
所谓大众文化,应该是以城市平民或市民为一般诉求的文化形态。它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次上都具有通俗化和流通性的特征。就其功能而言,它强调娱乐和消遣的性质。它的传播则遵循了市场经济的逻辑、等价交换的原则,其运作方式与一般商品是同构同质的。既然如此,大众文化的生产方式,就以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能否获得快感和愉悦为追求。在现代社会,它又是一个由资本控制的,大规模生产、复制的过程。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大众文化的本性,这也是大众文化的未来最令人担忧的。
不过,大众文化的叙述模式往往是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的肯定,是对细节的推崇甚至张扬,是努力呈现一个屡经周折而最终达到平衡的状态,即所谓大团圆式的结局。而这正是大众文化最不能见容于精英文化之处。我们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戏剧,作为对大众文化及其密切映照的中产阶级自满心态的反抗,正是要从个体的角度来揭示这种细腻的日常生活的平庸和脆弱。而精英文化的另一翼,现实主义文学(包括电影和戏剧)则从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使命出发,更看重文化对于现实的深刻干预和批判,并担负起走在群众前面,充当起时代号角的责任。因此,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更多地带有“帮闲的、市侩主义的、色情的,和种种堕落的、黄色的倾向”,而“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这样一种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在文学界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情形正是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及相关评价所造成的,也是制约通俗文学发展和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仅通俗文学的价值应该得到承认,通俗文学对小说艺术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以消遣、休闲为目的的阅读趣味,以及老百姓一代代继承下来的欣赏习惯,其正当性也应该得到承认,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作家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才能从整体上提升通俗文学写作的水平,从而在今后的时间里,使通俗文学的面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
8. 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们谈中国传统民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汉族的传统民俗。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历了多种变革,并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却又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联绵不断的发展系统。上述状况反映在民俗上,便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的特点。
从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看,中国与其他民族一样,也是经过了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后进入农耕时代的,而在农业生产中,其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是不断进步的。与此相应,人们的衣、食、住、行、运输、贸易等,也不断地从蒙昧向文明发展。就社会状况而言,中国也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在此期间,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曾发生过多种变化。
再看宗教信仰,在原始信仰习俗长期延续的同时,还相继产生了道教,传入了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在岁时节日、游艺竞技等方面,也因历史变革和外来文化的传入而发生许多变化。因此,我们考察中国民俗的传承,可发现其既保持着固有的传统,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时时变动,表现出显着的时代特征。
如果深入分析,又可发现,中国传统民俗的变迁是不平衡,不同步的。在各类民俗事象中,衣、食、住、行等消费民俗堪称最活跃的部分。以饮食为例,《礼记·内则》中记载的周代佳肴仅“炮豚”、“牛炙”、“濡鱼”、“@⑥珍”等数种,做法都很简单,而且当时的平民很难享用肉食,故春秋时的曹刿有“肉食者鄙”的说法[17]。到了唐代,情况大不一样了,仅据韦巨源《食谱》和谢讽《食经》所载食品名目统计,就有一百儿十种。与此同时,胡饼、乳酷之类的胡食也在中原地区日益流行。宋代食品花式之丰富,制作之精美,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吴自牧《梦粱录·分茶酒店》记载的各式菜肴将近三百种,《面食店》一篇记载的佐酒菜肴和花式面有一百多种。又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杭州市场上出售的食品,市食小吃类有41种,糖果类有42种,菜蔬类有20种,粥类有9种,凉水类有17种,糕类有19种, 蒸作从食类有57种,名酒类有54种。仅据上述记载,已足以使人目不暇接了。明清以来,各地的名菜佳肴和风味小吃更是数不胜数了。
服饰的变化也很大,传统的样式至战国时变为“胡服骑射”是人们熟知的,而到了唐代,采用和融合胡服样式已是普遍的现象。宋代服饰更形成了喜好“变古”的倾向,述说“风俗僭侈”,指斥“怪服、妖服”[18]的言论在宋代文献中可谓比比皆是。吴自牧在叙述杭州风俗时即称:“自淳@⑦yòu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19]。至明代中晚期,慕尚新异,追求艳丽己成为一股社会风尚[20],“士民竞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服”[21]的现象使士大夫发出了“极乱世界”的惊叹。[22]
出行由乘车、骑马变为坐轿,住房、家具由简朴趋于奢华,也都反映出消费民俗的巨大变化。我们从正史《礼志》、《舆服志》及历代王朝对民间衣食住行“越礼逾制”一再下达的禁令和某些不得已的放宽,可以看出统治者的惊恐和无可奈何。
相对而言,民间信仰习俗则较为稳定,变化十分缓慢,历代王朝不断下令禁止民间“淫祠”却难以收效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问题。
还有一些民俗事象,虽形式上长期延续,但实质内容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在传统的节日习俗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年节燃爆竹原是一种驱除鬼魅的手段,后世却被用来制造欢乐喜庆的气氛。宋代,人们已能制作双响的爆仗和连响的鞭炮,并创制了各式各样的烟花,除夕之夜,通宵达旦,声震如雷的爆仗、绚丽奇幻的烟花与鼓乐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元宵节源出以灯火祭神、礼佛的举动,后来也充满了观赏花灯的娱乐成分。立春宏道的《迎春歌》对当时热闹非凡的行春盛况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端午节原为“恶日”,但自宋代开始,也被视为“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角黍色金,菖蒲切玉”的佳景时节,除沿袭驱瘟避邪的旧俗外,人们还“递相宴赏”,“对时行乐”。[23]
另有一些民俗事象,如腊八节食腊八粥,宋代兴起的火葬习俗,观音菩萨取代女娲成为民间香火最盛的“送子娘娘”等,都与佛教传入有关。
总而言之,在中国民俗的母体和核心一以贯之的情况下,其传统架构中的不少内容已发生了颇大变化。一些民俗的内容和形式以其原型或变种长期保留着:一些民俗保留了传统的形式,而原始内容则日趋淡化和消亡:一些民俗在后世的传承中仅保留了原有的名目,其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一些民俗在后世已荡然无存;还有一些民俗却是由于文化的变革或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新出现的。上述状况表明,只有仔细分析和认真研究各类民俗事象的传承与演变,才能真正认识中国民俗。
年轻一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缺乏兴趣,相反外国人,对我国传统文化越来越有兴趣。比如传统京剧,越剧,民族手工艺术,等等,现在都得不到有力保护,甚至一些民间艺术,皮画,一些民族乐器等老一辈去世了就失传了,悲哀。所以,我认为除了引进西方文化艺术外,应该重点保护我们先有的一些珍贵文化。不要发生以后儿辈孙辈只能在书本上看到它们的悲剧
9. 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个人看,年轻一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缺乏兴趣,相反外国人,对我国传统文化越来越有兴趣。比如传统京剧,越剧,民族手工艺术,等等,现在都得不到有力保护,甚至一些民间艺术,皮画,一些民族乐器等老一辈去世了就失传了,悲哀。所以,我认为除了引进西方文化艺术外,应该重点保护我们先有的一些珍贵文化。不要发生以后儿辈孙辈只能在书本上看到它们的悲剧
10. 中国文化发展历程有哪些阶段
共有八个阶段
1.远古至夏朝建立以前为中国文化的起源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先民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建树,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 2.夏、商、西周、春秋时期,以青铜器、铁器、牛耕的出现,宗法制、分封制的建立以及六经的编定为标志,是中国文化的形成阶段. 3.战国、秦、汉时期,社会物质生活内容更加丰富,而政治领域内影响中国数千年之久的皇帝制、郡县制和各级官僚制度形成;以造纸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成果,以诸子散文、汉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及以《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 书》等为代表的史学着作相继出现,道教产生,佛教传入,是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 4.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民族迁徙、冲突中互相交流和融摄,北方世族南迁,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发展,接着,南方文化又向北方回流,实现了南北文化的沟通.同时,玄学从儒、释、道争论中诞生,各民族文化风习也在战乱中薪火相传,可谓中国文化内部冲突与融摄的阶段. 5.隋唐五代时期,由于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唐诗、建筑、佛教造像、纺织、科技等标志性成果接踵而出;辽阔疆域内因地制宜多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制度及以“胡化”为特征诸族荟萃的社会风俗习惯,都说明这是中国文化的繁荣阶段. 6.宋辽夏金元时期,南北各地城市崛起,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以理学为主导的儒学新派别在三教合一的时代潮流中形成;宋词、元曲等文艺形式适应士人和市民的情趣而出现,《资治通鉴》等史学巨着层出不穷;我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这一时期占其三.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巅峰阶段. 7.明清前期,近代启蒙思想、考据学从封建极权政治下产生出来,并在反封建宣传,历史文化整理、总结和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技成果显着,以《三国演义》等为代表的章回小说,数以千计的地方史志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特大型典籍的编写,都是文化领域的辉煌成果和中国文化继续发展的标志.处于出现转机的阶段. 8.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中国文化也第一次遇到了严峻的考验和危机.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正视现实,反映西方文化面貌的机器制造技术,民主共和制度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等现代科学被引入中国.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心态文化成果也纷纷出现,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文化开始走上了近代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