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如何穩定

1. 如何讓中國經濟保持高速穩定增長

一、穩定較快地發展國民經濟，有賴於處理好經濟工作當中的各項關系，真抓實干。
要保持國民經濟穩定較快地增長，就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堅定不移地落實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努力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還要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政策措施，領導工作思路清晰，幹部群眾精神振奮，團結一心，真抓實干。各地各部門要進一步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對經濟形勢的正確判斷上來，統一到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上來，統一到中央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政策措施上來，全面、正確、積極地貫徹落實中央的決策部署，堅持不懈地做好各項工作。
要防止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市場准入條件的項目建設，及時為有市場、有效益、有利於增加就業的企業提供正常流動資金貸款，努力緩解煤電油運供求緊張狀況。要把工作著力點放在加快結構調整、深化體制改革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加強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努力擴大消費需求，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特別是保障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推進城市建設要積極穩妥，注意節約用地，控制拆遷規模。更加重視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堅持用市場機制和經濟、法律手段解決經濟生活中的問題，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
要認真學習貫徹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確立企業在投資活動中的主體地位，規范政府投資行為，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營造有利於各類投資主體公平、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建立新型投資體制，促進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優化投資結構，產業合理布局，提高投資效益。
生產企業要搞好工藝技術升級、產品開發升級、市場營銷升級，提高產出效益，大力研發核心技術，提升自主品牌的市場價值，推動經濟協調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與此同時，還要適時制定、運用好國家的各項投資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稅收政策、價格政策、工資政策，保證國民經濟的協調有序地平穩發展。
二、調整經濟結構是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保證。
經濟結構調整是指國家運用經濟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的手段，改變現有的經濟結構狀況，使之合理化、完善化，進一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過程。
經濟結構指國民經濟的組成和構造，包括產業結構（如一、二、三次產業的構成，農業、輕工業、重工業、服務業的構成等）、分配結構（如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及其內部的結構等）、交換結構（如價格結構、進出口結構等）、消費結構、技術結構、勞動力結構等等。
經濟結構有多重含義：
（1）從一定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來考察，則主要通過不同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經濟成分的比重和構成來表現。
（2）從國民經濟各部門和社會再生產的各個方面的組成和構造考察，則包括產業結構（如一、二、三次產業的構成，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構成等）、分配結構（如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及其內部的結構等）、交換結構（如價格結構、進出口結構等）、消費結構、技術結構、勞動力結構等。
（3）從所包含的范圍來考察，則可分為國民經濟總體結構、部門結構、地區結構、產業結構，以及企業結構等。
（4）從不同角度進行專門研究的需要來考察，又可分為經濟組織結構、產品結構、產業結構、人員結構、就業結構、投資結構、能源結構、材料結構，等等。
結構調整應著力解決的核心問題：
首先，要立足擴大消費調整結構。在處理好擴大內需與穩定外需、增加投資與擴大消費等關系的前提下，著力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努力實現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為此，就要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的消費能力。要保持政策連續性，進一步做好 家電、汽車摩托車下鄉工作，繼續實施家電和汽車以舊換新政策，增加農機具購置補貼，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給，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購房需求，加大農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要適應群眾生活多樣性、個性化的需要，引導消費結構升級。
其次，加快推進致力於結構調整的自主創新。推進自主創新，就是找到了調整經濟結構的支點。如何貫徹以科技支撐作為一攬子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推動技術改造，加快實施重大科技專項，大力培育新興戰略性產業，都是關繫到經濟結構調整是否成功的重要環節。
其三，盡快實現全國范圍的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漂移」。經過統籌規劃，使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聯手發展。發達地區可為欠發達地區提供技術支持和項目拓展；欠發達地區可為發達地區提供廣闊市場和發展支撐。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漂移」，借機淘汰部分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企業，同時加強企業對科技的投入，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這樣既能夠順利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又能夠推動不發達地區的發展。
我國現存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明顯失衡的問題體現在：
第一、產業結構的失衡。產業結構的重工業化，導致了資源、能源的高消耗，溫室氣體的高排放，對環境造成了高污染。
第二、內需和外需的比例失調。在中國現在的經濟結構下，外需高速增長、內需萎縮；而在內需中，又主要是依靠投資，造成了消費萎縮。就一個大的經濟體制來講，如果經濟發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在一定條件下，就會誘發很多問題，比如說外部條件變化，一旦外部消費沒法提供，經濟就發展就會很困難。
支撐這種生產模式的生產要素有四個方面：資本、土地（自然資源）、勞動、管理和技術創新。高資本投入，低廉的勞動力價格、資源價格，技術創新不足，都會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現在已經不是我們要不要轉型的問題，而是必須要轉型的問題了，現在我們已經是被動式的了。在金融危機之後，出口部門的壓力越來越大，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貿易摩擦時有發生。歐美市場吸納中國製造產品的能力下降了，出口很難恢復到金融危機以前的水平，所以經濟必須轉向內需，這是被動式的。
第三，投資消費比重失調嚴重影響經濟的內生動力。投資和消費的問題，計劃經濟時代就注意到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這個問題就已經提出來了，當時採取了很多措施試圖解決，但不徹底。最近幾年這一情況有所惡化。經濟的重化工業化必然是投資高漲，消費受到擠壓。從儲蓄率來看，在政府、企業、居民當中，政府和企業的儲蓄率增長得遠比居民的儲蓄率要快，政府和企業的儲蓄呈上升的態勢，居民的儲蓄呈下降的態勢，這是高投資的來源，高儲蓄才有高投資，高出口。
第四，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扭曲，各階層收入差距擴大，社會消費傾向降低。居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直接造成消費需求不足。
經濟結構的失衡，制約了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的發展，因此來說，對於這些結構失衡就必須扭轉。
經濟轉型的阻力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點、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特殊階段。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轉型中的國家，現在這個發展階段發達國家也經歷過。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很難逾越重化工業階段。在這個發展階段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經濟重工業化，「三高一資」產業處於主導地位，這個發展階段所具備的特性我們難以避免。但是，中國的特點是，與相同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我們的城市化和市場化程度發展不足，服務業嚴重滯後，重化工業比重畸高。
第二點、體制上存在的問題。其實這個很早就存在，在內需中，投資的比重過高，消費的比重過低，而且消費比重處於一個持續下降的地位，屬於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在內外需的關繫上，我國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過度地依賴外需，這對於一個大國經濟而言，顯然是不可持續的。金融危機之後，我國很難再現危機之前出口高速增長的情景，這就迫使我們必須要加強國內制度建設、信用體系建設，引導出口部門的產品轉向內需。
第三點、政策上的問題。我國一直以來鼓勵出口，鼓勵加工製造業。盡管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過剩勞動力的就業，提高了從業者的收入，但也有很多負面效應。我們國家對出口部門的鼓勵實際上是建立在比較低的資源價格、勞動力價格上，出現了為了出口而出口的現象，客觀上就造成了政府鼓勵經濟結構畸形化的結果。
三、為了保持國民經濟穩定較快發展，該如何控制好通貨膨脹及其預期。
先分析通貨膨脹的類型，有需求拉動型、成本推進型和國際輸入型，還有就是混合型，對於需求拉動型的通脹，宏觀緊縮政策是有效的，而對於成本推動型的通脹與國際輸入型的通脹，緊縮政策作用就不那麼明顯了。所以，政府要採取綜合性的治理措施，而不應僅僅依賴單純的宏觀緊縮政策。「一刀切」的緊縮政策在應對混合型的通脹預期，尤其是在應對成本推動型和國際輸入型通脹時，不僅不利於穩定物價水平，還有可能減緩宏觀經濟發展速度，即導致「滯脹」。
應對通貨膨脹，尤其要預防「滯脹」的發生，不能單獨採取宏觀緊縮政策，必須採取綜合性的治理措施：第一，有必要從貨幣政策的總量調控轉為總量調控與結構性調控並重。我國通過採取調整存款准備金率、調整利率政策以及調控信貸規模等貨幣政策的總量調控來應對通貨膨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局限性也很大。貨幣政策的結構化，會更加適合我國現階段的國情。第二，從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轉向從緊的貨幣政策，要分階段推進，避免急轉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採用「松緊搭配」的方式可能更加有效。
通貨膨脹預期是可以發生變化的，很有可能使通貨膨脹成為現實。在這種形勢下，穩定社會的通貨膨脹預期就顯得至關重要。政府近期的對策是採取結構性措施，增加市場上短缺商品的供給。供給的增加是穩定物價的迫切措施。當某些原材料和消費品國內產量短時期內無法增加更多供給時，可以動用外匯儲備進口一些國內短缺的商品。只要供給增加了，企業和居民個人的通貨膨脹預期就會趨於穩定。此外，政府採取打擊商品炒作行為的措施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抑制非正常的需求和有序地增加供給應當雙管齊下，而且有序地增加供給相對更加重要。
但在現實情形中，控制通貨膨脹並不難，難的是如何抑制物價上漲的同時，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抑制投資過快增長的同時，刺激消費需求的增長。在這種情況下，主要作為總量調控的貨幣政策難以單獨發揮有效作用，必須有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密切配合，調控政策「適」字當頭。
首先，積極財政政策的功能，要從反經濟周期轉向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1100億建設國債項目重點向三農傾斜，向社會發展傾斜，向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傾斜，向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傾斜，向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和改善困難群眾生活傾斜。
其次，隨著積極財政政策功能轉型，貨幣政策作用相應上升、重要性加強，財政政策將不再擔綱宏觀調控主力。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主導地位轉換的背景下，為保證新一輪經濟平穩增長，央行應根據經濟形勢變化採取預調和微調辦法，合理調控貨幣供應量增幅，保持信貸總量穩定增長，通過貨幣政策窗口指導，控制投資過快行業的信貸規模，及時傳達貨幣信貸政策意圖，引導社會投資預期；必要時，小幅上調貸款利率，抑制投資過快增長。
第三，積極發揮產業政策和投資政策的作用，努力抑制投資過快增長，增加有效供給。一是要實行最嚴格的土地保護制度，強化對土地使用的審批和監督。二是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增加糧油播種面積。利用國際市場，調節國內糧油供求。三是大力加強交通、能源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能源交通項目建設應適度超前。四是加快投資體制改革步伐，投資權直接下放給企業，加強市場機制引導投資的作用；國家通過經濟的、法律的手段，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措施，調控企業投資方向。

2. 中國不搞「大水漫灌」穩定全球市場預期

日前，中國人民銀行發布2019年第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報告指出，繼續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創新和完善金融宏觀調控，加強逆周期調節，堅持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防範化解風險，妥善應對經濟短期下行壓力，同時堅決不搞「大水漫灌」。
在內外市場壓力之下，中國貨幣政策如何選擇，對中國和全球市場都至關重要。
一方面，「大水漫灌」政策是刺激毒葯而非救經濟良葯。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實施的多輪量化寬松（QE）以及歐日經濟體的跟隨，並未達到預期效果就是明證。現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都能從美國「大水漫灌」的貨幣政策中找到原因。
另一方面，白宮和美聯儲在貨幣政策上的爭吵，以及美聯儲對降息的謹慎，也凸顯前者的政績功利性和後者對「大水漫灌」風險的警惕性。美聯儲加息縮表政策被阻斷，不得不繼續降息以提振美國經濟，也折射美國經濟並未走出危機周期。
貨幣政策需要精準施策，合理調節政策閥門，確保市場擁有合理充裕的流動性。
首先，就是明確貨幣政策主調，穩住市場預期。如央行報告所言，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要求，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逆周期調節，加強結構調整，將改革和調控、短期和長期、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結合起來，用改革的辦法疏通貨幣政策傳導，促進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為實現「六穩」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營造了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其次，用多工具手段確保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如通過普遍降准和精準滴灌的方式，釋放資金9000億元，確保資金充裕的同時，保障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的資金問題，化解融資難和融資貴的沉痾。除了全面和定向降准，央行還充分運用中期借貸便利、常備借貸便利、公開市場操作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松緊適度，保持貨幣市場利率平穩運行。
其三，完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形成機制，讓貸款利率市場化，打通利率市場化傳導渠道。通過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可以促使銀行改善經營行為，亦可通過市場調節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其四，通過有效手段防範內外風險。一方面，採取剛性約束措施制止金融違法違規行為，針對性化解金融機構的風險，保持金融市場的穩定。另一方面，央行建立防範中小銀行流動性風險的「四道防線」，通過貨幣政策操作穩定市場信心，保持貨幣、票據、債券等金融市場的平穩運行。
此外，中國繼續推進對外開放力度，尤其通過法治途徑給予外資銀保機構在華市場更多權益，內外資市場主體享受平權待遇，這給更多外資進入中國提供了法治保障，也給金融市場提供了穩定因子。
年關將近，央行發布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適當其時。畢竟，在全球貨幣政策追隨美國的大形勢下，中國央行明確不搞「大水漫灌」，算是給全球貨幣金融市場築了一道防波堤。

3. 中國的市場經濟究竟存在多少問題，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

十四屆三中全會以來市場經濟秩序的演變、存在問題及政府對策
市場經濟秩序就是為保證社會經濟系統順暢運行，市場參與者之間的社會共同約定，即一種上升為法律、法規的經濟制度安排。因而，市場經濟秩序如何，取決於制度安排是否完善、合理即是否「有法可依，有法能依」；取決於諸如政府、企業、個體等市場參與者的行為是否「有法不依」；取決於執法者是否「違法必究，執法必嚴」。 市場經濟秩序是一個系統性概念，具體由其各子系統，如宏觀、微觀經濟運行秩序、財稅及金融市場秩序、商品和要素市場秩序、社會信用秩序、投融資秩序以及各級政府、企業和個體經濟行為秩序等眾多方面表現出來，其演變過程也具體為這些秩序的變更歷程。

一
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審議並通過的《決定》明確了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正式拉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序幕。這段時期的市場經濟秩序是改革開放十幾年來，尤其是十四大後一系列促進體制過渡的政策效應以及三中全會後大刀闊斧進行體制變革的政策效應的綜合體現。在三中全會前夕，宏觀經濟運行秩序綳得很緊，金融秩序混亂，貨幣過量投放，違章拆借、非法集資、濫設金融機構、擅自或變相提高利率、結算紀律鬆弛、金融管理混亂；財政赤字嚴重，稅收減免、銀行掛帳泛濫，中央財政困難狀況加劇；房地產熱、開發區熱，投資和消費需求都出現膨脹的趨勢；出口增長乏力，進口增長過快，國家外匯結存下降較多；微觀運行中，重點為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把企業推向市場，部分國企經營困難；工業加速增長，產業結構不合理，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的「瓶頸」制約強化；物價上漲飛快，通貨膨脹呈現加速之勢，社會供需總量失衡。為此，十四屆三中全會及時出台《決定》，之後又推出了《國務院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國務院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公司法》等政策，意在大力推動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降低或消除經濟體制過渡引致的當前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但《決定》本身的體制轉型性特徵，使市場經濟秩序一定程度糾正的同時，又增添了新的內容。
隨著財稅、金融、外貿、外匯體制改革的繼續深化，開始初步確立新型宏觀調控體系的基礎構架。在財稅方面，建立分稅制代替財政包干體制，開始運行以增值稅為主體的新稅制，理順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部分緩解了中央財政的困難；金融方面，建立了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離，建立了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組織體系；外匯改革方面匯率並軌順利，人民幣對美元匯價保持基本穩定，同時執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部分緩解了前期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但由於經濟秩序混亂的滯後效應、法規的不完善以及更多的有章不循、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人為因素，使得財稅、金融秩序混亂局面不能有效根除：在財稅方面，一時間又出現了內外勾結騙匯騙稅，走私逃稅；有些地方政府擅自將預算內資金轉為預算外資金，逃避預算監管，大量資金脫離正常運行軌道，私設「小金庫」等現象。在金融領域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如非法設立金融機構、高息吸收存款、亂集資、金融機構賬外經營，導致銀行儲蓄存款增幅下降、貨幣投放明顯增多，通貨膨脹壓力增大；一些金融機構把信貸資金違章拆借；有的把外匯轉到海外，做金融期貨投機生意，大量游資沖擊金融市場，對宏觀經濟穩定構成威脅。
在微觀方面，轉換國企經營機制，探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效途徑成為改革重點。於是，全國各地大搞建立現代企業試點，但往往過分強調「產權清晰」和探索產權形式，熱衷於辦股份制公司，辦上市公司，只重圈錢，不重經營，或通過「產權交易」將公有財產變成個人財產，而「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 」 成為陪襯。另外，一些企業夥同詐騙集團造假報關單、假發票，非法套購外匯，大肆騙取出口退稅；有的企業開假增值稅發票或進行無發票交易，逃避國家稅收；不少單位會計弄虛作假，搞「兩本賬」；有的會計事務所和審計事務所與企業合謀，搞假審計、假評估，掩蓋真相；甚至一些企業搞內部集資入股，把銀行貸款抽出來去炒股票賺錢，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十分嚴重。為此，國家出台《國有企業財產監督管理條例》，委派監事會進行監督。另外，對國企進行分類改革，「抓大放小」，通過企業破產、減員增效來解決企業辦社會、過度負債的問題。雖然配套建立了包括養老、失業、醫療等保險制度的社會保障體系，但由於實效遠遠滯後，導致大量人員失業，生活逐漸艱難。顯然，這時期市場秩序的惡化，更多地來自於利用職權的經濟犯罪活動，因此，反腐敗、加大行政監管、司法督查就成為國家調整經濟秩序的主要手段。
這幾年，市場經濟秩序不穩綜合表現為物價漲幅過高，通貨膨脹嚴重。其中農業生產滯後、價格改革和流通體制改革帶動了整個價格水平的上漲；外匯並軌及連續幾年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基金增長過快，從需求拉動和成本推進兩方面推動了價格上升；而各級政府物價管理放鬆，對流通領域中的欺詐行為、壟斷性漲價以及哄抬物價等現象糾正不力也對物價上漲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為控制物價上漲幅度，政府著重從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增加有效供給；實行適度從緊和量入為出的財政方針以及控制貨幣供應量和信貸規模；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抑制消費基金過快增長；深化流通體制改革，減少流通環節，降低流通費用等方面下功夫整頓，出現一定成效，順利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

二
十五大前夕，經濟實現「軟著陸」後，在嚴格的投資審批和適度從緊的財政、金融政策等調控下，宏觀經濟大體運行平穩，有效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隨著國企改革、流通體制改革的深化，微觀運行秩序逐漸成為影響市場經濟秩序的焦點。
國企改革在經歷了轉換經營機制、分類改革後，重點落到幫助大中型國企的脫困，進行股份制改革。一時間大中型國企紛紛上市，融資似乎成為脫困的唯一方式。結果是企業效益不見提高，但「圈錢」卻如火如荼，引發了證券市場的「泡沫」。為此，99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出台，以規范股市運行，加強監管，但由於一些權貴人員在其中興風作浪，操縱股市，「違法不究，執法不嚴」使得法規效力大打折扣。另外，圍繞大中型國企脫困，國務院還採取了一系列舉措。為解決國企負擔過重，實行大量減員；為解決政企分開，國務院進行機構改革，同時決定中央黨政機關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管理的直屬企業脫鉤，建立稽察特派員制度。為解決走私品對國企產品的沖擊，組建國家緝私警察隊伍。同時，為打掉走私的「保護傘」，決定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與所辦經營性企業徹底脫鉤。這些措施盡管有助於國企的「松綁」，卻給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和國企串謀創造了條件。在「抓大放小」 的過程中，不僅權錢交易泛濫，造成國有資產流失，而且堂而皇之地把大量幾乎沒有補助的失業職工推向社會，廣大工人生活貧困化加劇。為實施再就業計劃，地方政府在支持私企發展的同時，在利益驅使下，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和牟取暴利的現象異常猖獗，導致市場秩序混亂。
由於適度從緊的宏觀政策，再加上國企改革造成了嚴重的兩級分化，大量職工失業，農民收入低下，消費不足，使得宏觀經濟平穩得以致於乏力，於是擴大內需就成為經濟運行的主題，宏觀方面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微觀方面以住房、醫療和教育市場化改革來推動消費。由於工資收入低，增量預期萎靡，這種儲蓄存量的「壓迫式」消費，雖然推動了GDP增長，但給廣大農民、工人帶來了普遍的心裡恐慌。 於是，發財，甚至不擇手段，都似乎得到了人們的某種認可，大量假冒偽劣、欺詐拖欠、貪污腐化等丑惡現象風起雲涌，不僅引起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而且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除了圍繞國企深化改革帶來了一系列影響市場秩序的因素外，以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糧食收儲企業實行順價銷售、農業發展銀行收購資金封閉運行三項政策為內容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也帶來了不少干擾。與幫助國企脫困一樣，本意是增加農民收入，增強農民在加入WTO後抵禦風險的能力的改革，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國有糧企行為中，農民不僅未能從中獲得實惠，反而又誕生了一批「糧耗子」，造成市場流通秩序的混亂。鑒於社會道德滑坡，法治打擊又不力，於是呼喚道德、呼喚誠信，推動建立社會信用體系，成為政府糾正市場秩序的對策。但信用體系的建立又必須具有堅實的法律保障，因此，如何健全法制、加強法治就成為穩定市場秩序必須突破的「瓶頸」。

4. 中國市場不歡迎惡意中傷者，如何杜絕市場亂象

首先在我看來，我覺得國家應該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運用法律來約束一些不法商家的行為。其次，市場上的監管部門應該加大監管力度，對於一些惡意擾亂市場秩序的商家，要進行一個制裁，及時肅清社會氛圍，維護基本的市場秩序。

那麼到底該如何杜絕這種市場亂象呢？

在我看來，我覺得國家的法律法規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國家應該立即制定出台相應的法律法規，提升相應的行業標准，讓一些不法分子無法介入這個行業。再者，我覺得市場上的監管部門也應該加大制裁力度，對於一些惡意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商家，應該進行一定的懲戒，同時及時下架這類不合格的產品，及時止損，避免更多的消費者踩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