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中國發生了什麼

❶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對中國造成了什麼影響

1929年資本主義國家先後爆發了經濟危機。日本統治集團為了擺脫經濟困境，緩和國內的階級矛盾，加緊了侵略中國的准備。其實，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略是蓄謀已久，很早就利用同清朝政府訂立的不平等平約，把中國東北的南部地區強行劃為自己的勢力范圍，在那裡設立殖民機構，如關東都督府、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關東軍等，對東北進行全面的政治、軍事控制和經濟掠奪。1931年，日本為實現吞並中國東北的美夢，又多方製造事端，尋釁滋事。在形勢如此危急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不但不積極備戰，反而忙於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和軍閥混戰，更忙於調集軍隊「圍剿」工農紅軍，置民族危機於不顧，陸續抽調東北軍入關，東北邊防日漸空虛。

1931年9月18日夜10時20分，關東軍島本大隊的河本中尉以巡視鐵路為名，率領部下向沈陽北郊柳條溝方向走去。當時沈陽城北駐扎著中國駐軍營地——北大營，這晚因王以哲旅長回家休息，參謀長趙鎮番負責北大營的防衛。河本一邊從側面觀察駐有中國軍隊的北大營的兵營，一邊選了個離兵約800米往南去的地點。在這里，河本親自把炸葯安放在鐵軌下，並點了火。「轟」的一聲，爆炸聲響起，鐵軌上的枕木向四處飛散。

據參與策劃整個事件的花谷正回憶說，這次爆炸沒有炸死張作霖那麼大的規模。因為，滿鐵是日本的主要鐵路干線。此次爆炸只要能成為進攻東北軍的借口即可，所以不但沒有必要把火車炸翻，而且還必須做到，使在滿鐵路上馳騁著的列車免受損害。因此，讓工兵仔細地作了計算，直線單面鐵軌即使炸斷一小段，高速行駛的列車仍然可以通過，並根據調查所得的安全長度，規定了所需的炸葯數量。在爆炸路軌的同時，河本用隨身攜帶的電話機向大隊本部和奉天特務機關報告。這時，呆在鐵路爆破點以北約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島中隊長，立即率兵南下，開始襲擊北大營。

北大營的指揮部內氣氛緊張。趙鎮蕃請示榮臻的結果，出乎趙鎮蕃的意外是不許抵抗，不得與日本人發生沖突。但是，沒有一位團長執行他的命令，大家都站在原地一動不動。「去呀!這是命令!」趙鎮蕃瞪著幾位團長，幾位團長也使勁地瞪著他，大家都默不作聲，屋內的空氣也彷彿像他們的心情一樣憋悶。趙鎮蕃斷然地揮起手臂：「准備迎擊敵人!」「是!」團長們異口同聲地響亮回答，然後齊刷刷地跑出屋去。不一會兒，旅部及第621團附近的林蔭路上響起了自衛還擊的槍聲，趙鎮蕃率領旅部和兩個團與日軍交上了火。

這反擊的槍聲猶如一針強心劑，令營房其他各地的士兵們抖擻起精神，大家摩拳擦掌，准備給日軍以迎頭痛擊。但是，榮臻再次下達命令：「不準抵抗!」士兵們不敢貿然違抗命令，只好原地待命，眼睜睜地看著戰友與日軍奮戰。由於日軍火力很猛，我軍又孤力無援，長此堅守下去，部隊傷亡太大。凌晨兩點多鍾，趙鎮蕃下令向東山嘴子撤退。士兵們哭喊著不肯就此罷手，「我們不能這樣硬拼。再不走，我們就都走不出去了。」趙鎮蕃一邊率領士兵與日軍展開激烈的巷戰，一邊指揮部隊突圍。士兵們一邊突圍，一邊回身依依不捨地望著槍聲大作、火光沖天的北大營。

北大營其他各團也紛紛向東撤軍，部隊散亂地在黑夜中行進著。「轟!」的一聲，日軍向我軍發射了遠程炮彈，正好落在隊伍之中。部隊許多士兵負了傷，無葯可醫，只能草草地包紮一下；一些重傷員躺在擔架上，一路顛簸震動，痛苦的呻吟聲不絕於耳。看著自己的狼狽相，士兵們憤憤地說：「為什麼兄弟部隊不肯增援?我們的飛機為什麼不起飛參戰?如果大家齊心合力，一定可以給日軍還以顏色，讓他們知道我們中國人不是好欺負的!」一路上，敵機緊追不放，不時掠空而來，向撤退的隊伍掃射、投彈，部隊只好白天待命，天黑後再走。

下午，旅長王以哲化裝從沈陽城出發直奔東大營預定集合地。眼前的景象著實讓王以哲心酸，只見士兵倒的倒、卧的卧，一臉的疲憊、一身的塵土，受傷的士兵或躺在擔架上，或靠在大樹下，無精打采地輕聲呻吟著。過了一會兒，各團、隊長依次匯報情況。619團一開始受命在營房卧床假寐，許多士兵活活被日軍刺死，撤退時又因腹背受敵，傷亡較重；621團，以一部分兵力掩護，繞道旅部撤出，傷亡較輕，但尚有一個營沒有音訊；此處趙鎮蕃率領一部分人走在前面(此時，他們已到達山城鎮，但駐山城鎮守軍王芷山不肯收留，要求他們盡快離開山城鎮)；第620團擔任掩護任務，因日軍未隨後尾追，所以，傷亡較輕。王以哲旅長看到部隊如此凄凄慘慘的樣子，長嘆一聲，沒有說話。

王以哲率部也來到山城鎮，與趙鎮蕃會和。部隊休息一宿後，第二天繼續向東前進到達錦州。王以哲向趙鎮蕃行了一個90度的鞠躬禮，說：「當時如果聽我的話(指把槍放在庫里)就壞了，我這個旅長是你給我的，謝謝你!」不久，部隊又離開東北，開進了山海關，進駐清河鎮大樓休整。

在進攻北大營的同時，日軍也開始有預謀地分三路進攻沈陽。第一路攻商埠地北市場，第三路侵入大小西門。一夜之間，憲兵總司令部、電話局、有線電局、無線電台、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省政府、東三省官銀號、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各種軍政機關、學校、工廠相繼被占。

日軍侵佔沈陽後，開始對中國人民進行殘酷迫害，同時，大肆掠奪財產。據不完全統計，僅官方財產的損失，就在17億以上。尤為嚴重的是槍支彈葯、軍械器材和飛機大炮的損失，飛機約損失262架，迫擊炮損失約3091門，戰車約26輛，步槍和手槍1108206支，機關槍5864挺。此後，在短短的六七天時間里，日軍又接連侵佔了安東、海城、營口、遼陽、鞍山、鐵嶺、本溪、撫順、四平、長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圍廣大地區。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將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託在英、美的出面干涉上，幻想依賴國際聯盟強迫日本撤兵，要求「國人鎮靜忍耐，信賴國際聯盟公理處斷」。但是，英、美雖對日本出兵東北表示了不滿，但他們都不願做出實質性的犧牲。中國及英、美採取的綏靖政策，讓日本更加放心大膽地將魔爪伸向中國大地。

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的侵略及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國各界群眾和海內外同胞的極大憤慨，抗日怒潮迅速在各地掀起。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是日起，全國抗日聲浪沸騰。國民黨鄂、滇、晉、冀、平省市黨部及海外許多支部致電國民黨中央，請立即進行全國動員，與日決戰。北京、南京、上海、南昌、寧波等地舉行了數十萬人的遊行示威，高呼「打倒不抵抗主義」等口號。

與此同時，工界、農界、商界、海外僑胞都一致奮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熱潮中去。

在全國抗日反蔣浪潮的沖擊下，蔣介石國民黨遭到了應有的譴責，蔣介石被迫於12月15日宣告下野。

❷ 1929-1933年中國在干什麼或者說1929-1933年對應了中國那些事件

1929年建立中央蘇區，豫東南 皖西等革命根據地
1930年左翼作家聯盟成立，12月，國民黨軍對工農紅軍發動第一次軍事「圍剿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 九一八事變
1932年 一二八事變 偽滿洲國成立
1933年一月日軍攻陷山海關，2月26日 上海總工會發表《告全國工友書》，11月19日 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等聯合李濟深等人在福建發動政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❸ 1927年至1929年，中國共產黨發動了多少次武裝起義，建立了許多什麼

三次武裝起義，分別是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建立了許多根據地。

• 南昌起義：1927年，8月1日，由周恩來、譚平山、葉挺、朱德、劉伯承、賀龍等人在南昌發動，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序幕。因此，8月1日被定為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建軍紀念日。

• 秋收起義：1927年9月9日（中秋節節），由毛澤東和盧德明在湖南東部和江西西部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即紅軍）舉行的一次武裝起義，是繼南昌起義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裝起義。

• 廣州起義：1927年12月11日3時許，在張太雷、葉挺、黃平、周文雍、葉劍英等在廣州發動的又一次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繼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之後，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又一次英勇反擊，是在城市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大膽嘗試，在國內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❹ 1920-1930的中國歷史

1919年5月4日 「五四」運動爆發
6月3日 上海工人大罷工
1920年夏 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建立
秋 毛澤東在湖南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主義小組
1921年7月 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2年1月－3月 香港中國海員大罷工
7月 中共「二大」召開
9月 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
1923年2月 京漢鐵路工人舉行「二七」大罷工
6月 中共「三大」召開
1924年1月 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925年3月12日 孫中山先生逝世
5月30日 發生「五卅」慘案，「五卅」反帝運動爆發
1925年6月－
1926年10月 香港工人大罷工
1926年3月 毛澤東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蔣介石策動「中山艦事件」
5月 蔣介石提出「整理黨務案」
7月 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
1926年10月－
1927年3月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
1927年1月 武漢和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
3月 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4月12日 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
7月15日 汪精衛集團叛變革命
8月1日 「八一」南昌起義
8月7日 中共中央召開「八七」會議（在漢口）
9月 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秋收起義
10月 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到達井岡山地區
12月11日 廣州起義
1928年4月 井岡山會師，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
1929年12月 古田會議召開
1930年3月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
冬－
1931年秋 中央革命根據地工農紅軍粉碎國民黨三次反革命「圍剿」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

❺ 1929年是中國什麼朝代

中華民國（1912——1949），位於亞洲東部、東臨太平洋。是辛亥革命以後建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簡稱民國。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革命黨在南京建立臨時政府，各省代表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月民國正式建立。

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勢力主政中國，北洋政府分崩離析後政局動盪不安，孫中山南下廣州，召開國民黨一大，建立黃埔軍校隨而建立國民政府，促成國共合作後的孫中山不久病逝。

1926年蔣介石繼承孫中山遺志領導國民北伐，意欲統一中國，到1928年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從形式上統一中國，蔣介石成為繼孫中山之後的國民黨領袖。

統一之後，民國進進入所謂的「黃金十年」建設時期，此間社會穩定，教育穩步發展、趨於定型。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中國成為反法西斯同盟國，國際地位大大提高，一舉成為美英中蘇四大國。1949年後因國共內戰失利而遷台。

(5)1929年中國發生了什麼擴展閱讀：

中華民國簡稱民國，是孫中山於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時正式和公開提出來的。

1904年秋，孫中山在美國發表的英文著作《中國問題的真解決》當中旗幟鮮明地率先提出：中國未來新生的共和國當以「中華民國」為國號；只有「把過時的滿清君主政體改變為『中華民國』」，才能真正解決中國問題。 ——這是「中華民國」一詞的最早出現。

1905年8月，孫中山將此前所擬「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誓詞作為同盟會宗旨寫進《中國同盟會總章》，成為中國第一個全國性革命政黨的政治綱領。就在此時，他最終為將來新生的共和國確定了「中華民國」的國號。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創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明確表示：「民國者，民之國也。為民而設，由民而治者也。」 表明中華民國政府之設立，完全是為了代表全國各族人民管理國家，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應該屬於全體國民。

後來中共建政，在一定時期內中共領導人仍然堅持沿用中華民國國號。

❻ 1929年經濟大危機對中國的利與弊有哪些

1929年的這次經濟大危機發端於美國，迅速席捲全球，最世界歷史造成極大的影響。當時的中國經濟極度落後，對外貿易往來不多，但是此次危機對中國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我認為主要是利弊參半：1、利的一方面，中國當時出口產品以農礦產品為主，此時世界市場上過剩的則是各種生產設備和工業產品，如果利用這一時機，大量抄底，是有利於中國工業發展的，只是國民政府沒能抓住這一機遇。2、弊的方面：日本貿易對象主要是美國，使得日本經濟受沖擊很大，這使得日本內部右翼軍人加快了侵略中國的腳步，直接引發了後來的九一八事變。

❼ 1929年到1945年發生了什麼歷史性的大事

1929年—1933年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
1931年9月18日 日本開始侵略中國東北地區
1932年4月 朝鮮抗日游擊隊誕生
1933年1月 德國希特勒上台
1933年3月 羅斯福就任總統，實行「新政」
1935年10月-1936年5月 衣索比亞反義大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
1936年7月-1939年3月 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民族革命戰爭
1937年七月七日 中國全面抗日
1938年9月 英法德意宰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會議
1939年9月3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1940年 法國投降
1940年9月 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簽定
1941年6月22日 蘇聯衛國戰爭開始
1942年7月-1943年2月 蘇聯斯大林格勒保衛戰
1943年12月1日 中美英發表「開羅宣言」
1943年11月-12月 蘇英美德黑蘭會議
1944年6月6日 諾曼底登陸，歐洲第二戰場開辟
1945年2月 蘇英美雅爾塔會議
1945年5月8日 德國簽定無條件投降書
1945年7月-8日 蘇美英舉行波茨坦會議
1945年9月2日 日本簽定無條件投降書

❽ 1923-1929年的大事紀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27年）

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聲勢浩大的群眾反帝運動，同武漢政府的外交談判相結合，迫使英國侵略者不得不將漢口、九江英租界交還中國。這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反帝斗爭所取得的重大勝利。
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回湖南考察農民運動。2月16日，寫信給中共中央，提出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已經不是宣傳而是立即實行的問題。3月，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駁斥了黨內外懷疑和指責農民運動的論調，總結了湖南農民運動的豐富經驗，提出了解決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
2月19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上海工人舉行總罷工。21日，總罷工發展為第二次武裝起義。蔣介石的軍隊在上海附近按兵不動，坐視軍閥部隊殘酷地鎮壓起義的工人。起義失敗。
2月，瞿秋白將他同彭述之的爭論，寫成了《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的小冊子，批評了以陳獨秀、彭述之為代表的黨內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
3月10日至1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舉行。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聯合起來，挫敗了蔣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圖，通過了旨在限制蔣介石個人獨裁的一系列決議。但是，由於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影響，三中全會選舉當時還遠在國外的汪精衛擔任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主要領導職務，並繼續讓蔣介石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隨即以總司令的名義調集嫡系部隊至滬寧一帶，在帝國主義和買辦性的江浙財閥的直接指使和援助下，加緊准備反革命政變。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參加的中央特別委員會領導下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經過30個小時激戰，打敗軍閥部隊，佔領上海。蔣介石的軍隊乘機進駐上海。
3月24日，共產黨員參加領導的北伐軍第六軍、第二軍擊敗敵軍，佔領南京。英美帝國主義的軍艦炮轟南京，發出了加緊干涉中國革命的信號。蔣介石利用總司令的職權，命令第六軍、第二軍開赴江北，調嫡系部隊進駐南京。
3月30日，毛澤東、彭湃、方誌敏和國民黨左派鄧演達等，經湘、鄂、贛、粵、豫等省農民代表聯席會議的選舉，組成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隨即對發展各地農會組織、擴大農民武裝、建立農村革命政權和解決土地問題等，作了具體部署。
4月1日，汪精衛由德國回到上海，當天蔣介石向他提出兩件事：「一是趕走鮑羅廷，一是分黨」。4月初，汪同蔣介石舉行秘密會議。蔣介石等主張立刻用暴力手段「清黨」；汪精衛則主張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來解決共產黨問題。4月5日，陳獨秀和汪精衛會談後發表聯合宣言，說「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等等，都是所謂謠言。
4月上旬，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武漢。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器，捕殺工人和共產黨員 。隨後，廣東、江蘇、浙江等省也相繼發生反革命大屠殺。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國民政府」，同武漢國民政府相對立。同時，奉系軍閥和蔣介石相呼應，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蕭楚女、熊雄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先後英勇犧牲。
4月1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表《關於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告全世界無產者、農民及一切被壓迫民族書》，指出蔣介石已被帝國主義所收買，已成了帝國主義強盜的同夥，工人運動的敵人。
4月16日，周恩來等致電中共中央，建議武漢迅速出兵討伐蔣介石，中共中央的多數人和共產國際都反對這一建議，而跟著武漢國民黨中央主張繼續北伐，希望在北伐中同馮玉祥所部會師，打通同蘇聯的交通線，然後再回過頭來對付蔣介石。
4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誓師繼續北伐，向河南的奉軍進攻。從4月下旬至5月下旬，北伐軍同奉軍主力激戰於豫南，擊敗奉軍。
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號召人民起來打倒蔣介石。
4月22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於漢口發表宣言，譴責蔣介石是民族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工具。
4月25日，武漢舉行了30萬人的反蔣大會。與此同時，兩湖地區許多縣鎮的農民紛紛舉行反帝討蔣群眾大會，江西40萬有組織的農民也聲討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在武漢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80人，代表黨員57900多人。大會的中心議題是確定黨在緊急時期的任務。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提出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案，並根據這個決議案的精神，批評陳獨秀犯了忽略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右傾錯誤，但大會沒有提出任何切合當時實際的糾正右傾錯誤的辦法。大會通過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中雖然指出，五卅運動以來，我們黨「只注意於反帝國主義及反軍閥的斗爭，而忽略了與資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斗爭」，以致沒有能夠有效地防止蔣介石的叛變，但對於當時的形勢並沒有作出符合實際的具體分析。議決案把蔣介石的叛變當作整個資產階級的叛變，把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都當作革命的對象；把已經由汪精衛、唐生智控制的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當作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對汪精衛、唐生智繼續抱有很大的幻想。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議決案》反復強調土地革命的重大意義，認為「在革命的國民政府之下」的幾個省里，可以深入進行土地革命，而不知道在武漢控制政府和國民黨的那一股勢力並不能成為農民運動的支持者。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雖然強調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會議對於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革命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政府和武漢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問題，都沒有根據當時革命發展的危急局勢，提出有效的具體措施。大會選出29名中央委員和11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維漢、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譚平山7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張太雷、陳延年、周恩來4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四人(以後又增補李維漢)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陳獨秀繼續被選為總書記。
5月10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到會代表60餘人，代表團員5萬多人。會議選出新的團中央局，任弼時當選為書記。
5月18日至30日，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全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會議期間，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發來指示，要求開展土地革命，沒收地主的土地；並且推動國民政府去支持土地革命，用提拔一批工農領袖參加領導的方法，改造國民黨領導機關；動員2萬左右黨員、5萬革命工農，編成新的軍隊，作為武漢政府的「可靠近衛軍」，以便用來解除不可靠的軍隊的武裝。組織以有聲望的國民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這個指示的實際內容，就是幻想依靠武漢的汪精衛等人採取措施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於6月1日收到這個指示時，鮑羅廷和維經斯基表示一時無法執行，羅易也表示難於實現。6月5日，羅易向汪精衛出示這個指示，第二天又給他一個副本，成為汪精衛分共的一個借口。6月15日，陳獨秀致電共產國際，表示完全同意共產國際的指示，但在短期內不可能實現。
5月21日，在蔣介石、汪精衛唆使下，湖南的國民黨反動軍官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反革命政變(即馬日事變)，襲擊湖南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及其他革命組織，捕殺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和革命群眾。這個事變是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右派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黨右派公開合流的信號。
5月，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繼續發展，兩省農會會員增加到700多萬人；有些地方的農民群眾自動起來插標分田。許多地主出身的國民革命軍軍官，更加仇視農民運動。夏斗寅、許克祥相繼叛亂後，兩湖的土豪劣紳紛紛反攻倒算。
6月5日，武漢國民政府解除蘇聯顧問鮑羅廷和加倫等140餘人的職務。
6月10日，武漢國民政府汪精衛、譚延（門+豈）、唐生智等在獲知共產國際的5月緊急指示後赴鄭州，與馮玉祥舉行會談，密謀反共。6月20日至21日，馮玉祥同蔣介石等南京國民黨首領在徐州舉行會議，決定反共、反蘇，實行寧漢合作。
6月19日，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漢口舉行，到會代表400餘人，代表會員290餘萬人。大會號召工人階級同農民、小資產階級結成堅強的同盟，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叛變，並繼續深入開展革命斗爭。
6月30日，中共中央舉行擴大會議，通過《國共兩黨關系決議案》。決議仍然承認汪精衛等控制的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決議表示「現在參加政府工作之共產黨分子，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武裝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企圖以投降式的讓步來拉住汪精衛。汪精衛更肆無忌憚地煽動「分共」。
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舉行擴大會。陳獨秀主張：國民革命各軍招兵時，農民協會的會員和自衛武裝可應征加入。毛澤東指出：「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毛澤東還主張「上山」，並預料「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陳獨秀停職。1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對政局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罪行，撤退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發表了《國民革命目前行動的政綱草案》，表示中國共產黨繼續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
7月14日，武漢國民黨中央秘密召開了分共會議。國民黨左派傑出代表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曾派代表到會發言，竭力反對分共。但是，汪精衛等不顧宋慶齡等左派的堅決反對，悍然決定了「分共」計劃。當天，宋慶齡發表聲明，堅決抗議武漢國民黨中央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新政策」。
7月15日，汪精衛召集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作出了關於「分共」的決定，公開背叛了孫中山所決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綱領。隨後不久，汪精衛等就和蔣介石一樣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大屠殺，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慘重失敗。中共中央臨時常委迅即決定實行武裝反抗，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
8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下，黨所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等武裝2萬餘人，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佔領了南昌。這次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武裝斗爭和創建人民革命軍隊的新時期。8月3日開始，前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計劃率領部隊陸續撤離南昌。由於缺乏經驗，沒有與江西等省的農民運動結合，起義部隊在南下廣東途中，於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區遭到優勢敵軍的圍攻而失敗，保存下來的武裝，一部分轉移到海陸豐地區，繼續堅持斗爭；另一部分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移到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和粵贛邊境打游擊。
8月7日，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0人，候補中央委員3人，中央監委、中央軍委、共青團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八人。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茲和中央秘書處負責人也參加了會議。瞿秋白、李維漢主持會議。會上，首先由羅米納茲就召開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作報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會作報告。瞿秋白在報告中分析了當前政治形勢，指出了中央領導機關的右傾錯誤給革命事業帶來的嚴重危害，提出了黨的工作方針和任務。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就國共兩黨關系、土地革命、武裝斗爭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會議堅決糾正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主要任務。會上，許多同志發言總結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毛澤東批評黨中央在國共合作中沒有積極去實現無產階級的領導。他指出，今後黨的「上級機關應盡心聽下級的報告」，「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會議選舉了中央臨時政治局，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等9人為委員，周恩來、鄧中夏、毛澤東、彭公達、李立三、張太雷、張國燾等7人為候補委員。8月9日，臨時政治局的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為常委。隨後，臨時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並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張太雷赴南方局工作。
8月22日，宋慶齡在赴莫斯科前發表聲明，重申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譴責「國民黨冒牌領袖們所領導的反動勢力危害了三大政策」的罪行。同年12月14日，國民黨南京政府下絕俄令：「各省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領事，一律撤銷承認。所有各省之蘇俄營商業機關一並勒令停止營業。」18日，宋慶齡在莫斯科電斥蔣介石，指出蔣等此舉如果實行，將成為歷史上「誤黨誤國之罪人!」
9月，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一起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參加起義的部隊有原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警衛團，湖南平江、瀏陽的農軍，鄂南崇陽、通城的部分農民武裝和安源的工人糾察隊等。起義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共5000餘人。毛澤東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盧德銘任起義軍總指揮。9月9日，參加起義的部分工農群眾開始破壞粵漢鐵路線上的岳陽至黃沙街、長沙至株洲的鐵路。11日，湘贛邊界地區開始舉行武裝起義。起義部隊分別從江西省的修水、安源、銅鼓等地出發，會同湖南省平江、瀏陽地區的農軍，准備會攻長沙。起義軍先後取得了老關、醴陵、瀏陽、白沙東門市等戰斗的勝利，佔領了醴陵、瀏陽縣城和一些集鎮。但由於強敵反撲，起義軍在戰斗中相繼失利。毛澤東迅速命令起義部隊第一、三團與第二團余部，到瀏陽的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開會議，決定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並於20日帶領部隊撤離湘東地區，沿羅霄山脈向南轉移。9月29日，起義部隊共1000人左右到達江西省永新縣的三灣村進行改編。經過改編，起義軍從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黨在部隊中建立了各級組織，特別是把支部建在連上，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10月，起義軍到達井岡山，開始了創建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斗爭。
9月，中共鄂中特委在湖北省沔陽等地領導農民群眾舉行秋收起義。同月，中共瓊崖(即海南島)特委書記楊善集和王文明、馮平、馮白駒等分別領導樂會(今屬瓊海縣)、萬寧、瓊山 、定安、臨高、澄邁等地農民舉行武裝起義，並開始了創建革命軍隊和瓊崖根據地的斗爭。1928年春，工農革命軍改編為紅軍，馮平任總司令。同年夏，成立瓊崖蘇維埃(即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王文明任主席。當紅軍在敵軍進攻下遭受嚴重挫折後，在王文明、馮白駒領導下繼續堅持斗爭。
9月1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放棄國民黨的旗幟。
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陸續遷往上海，並在武漢設立長江局，由羅亦農負責。
10月下旬，中共確山縣委和農軍負責人馬尚德(楊靖宇)在河南省確山縣劉店領導農民起義。起義勝利後，縣委決定正式建立確山農民革命軍，並以劉店為中心堅持游擊戰爭。
10月底至11月初，繼9月廣東省海陸豐起義失敗後，海陸豐地方黨組織，在董朗等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編成的工農革命軍第二師配合下，又領導海陸豐及附近地區農民舉行武裝起義。不久，彭湃回到海陸豐，主持中共東江特委工作。陸豐、海豐先後成立了縣蘇維埃政府。1928年1月，由廣州起義軍余部編成的工農革命軍第四師進入海陸豐地區，增強了海陸豐的革命力量。2月底3月初，陸豐、海豐縣城相繼被敵人佔領。隨後，在優勢敵人進攻下，包括海豐、陸豐、紫金等縣的革命根據地遭受嚴重失敗，少數人員轉入附近山區，繼續進行斗爭。
11月，潘忠汝、戴克敏、吳光浩等領導湖北黃安(今紅安)、麻城武裝起義，建立了黃安農民政府和工農革命軍鄂東軍。黃安縣城失守後，一部分隊伍先後轉移到黃陂木蘭山地區和河南光山縣的柴山堡一帶，堅持革命斗爭。同月，中共鄂北特委在湖北省棗陽縣領導農民起義。
11月至翌年春，江西省萬安、泰和、贛縣、興國等地的農民武裝，在中共贛西特委、贛南特委分別領導下，先後舉行武裝起義。
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瞿秋白領導下，於上海召開擴大會議。會議原則上通過了《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14日中央常委會議修改審定)等文件，並增選周恩來、羅亦農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這時，在革命處於低潮形勢下，黨的組織和工農革命群眾運動遭到敵人的極大摧殘。共產黨員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近6萬人減至1萬多人。然而這次會議在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茲的「左」傾思想指導下，卻錯誤地認為這時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革命形勢仍在繼續高漲，反對退卻，要求繼續進攻，命令少數共產黨員和群眾去執行毫無勝利希望的武裝暴動的總策略。這種「左」傾盲動主義，在實際工作中給黨造成了許多損失，引起了黨內許多同志的批評和抵制，到1928年初即在許多地方停止執行。同年2月初，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會議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也批評了這次「左」傾錯誤。4月30日，中央政治局討論並接受了這一決議案。至此，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即在全國實際工作中基本結束。
12月11日，趁粵桂軍閥混戰，粵軍主力離開廣州之機，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黃平（黃平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廣州起義時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廣州蘇維埃政府人民內務委員和外交委員，後於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變）、周文雍、惲代英、楊殷、葉劍英、聶榮臻等，領導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警衛團和廣州工人赤衛隊等舉行武裝起義，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以蘇兆征為主席(因病未到職，由張太雷代理)。在廣州的蘇聯、朝鮮、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參加了起義。由於優勢敵人的猖狂進攻和起義部隊沒有及時轉入農村，這次起義遭到了失敗。張太雷英勇犧牲，剩下的部分武裝和人員轉移到海陸豐等地區農村，繼續進行革命斗爭。

❾ 1929的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中國

革命與鄉村——從暴動到鄉村割據：1927-1929（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是怎樣建立起來的）
作者：黃琨 著 出版日期：2006-6-1

概要介紹：

革命所場起的塵埃雖早已落定，但對它的追溯與探討卻遠沒結束。在農村那塊廣袤的土地上，中國共產黨得以生養、發展並壯大，沒有農民的參與和支持革命斷無可能取得勝利，這一點毫無疑問。農民為何參加革命？「為勝者書」的向例使歷史與真相分道揚鑣。作為革命的主力軍並在革命勝利後成為新中國法理上的主人，農民理當具有積極的革命意識，而農民革命的滾滾洪流也沖沒了他們當初的怯懦、猶豫與退縮。同時，一種必然的因果聯系的探討也讓人們陷入泥沼，徘徊反復於其中而無力走出。因是之故，這個過去本是不言自明、已成定論的問題，現在反而最有爭議，各家莫衷一是、歧見雜存。
從1927年舉起武裝反抗的大旗到1929年底，共產黨已在各個偏遠山區建立起大小15個革命根據地，並站穩了腳根。其中有得有失，道路婉轉曲折。而在後人對失與得、曲與直的相較中，「失」與「得」成隔離的兩面，「失」則空無一物，「得」則高瞻遠矚。對所走的道路毛澤東後來進行了系統的理論解說，但在他放棄攻長沙而引兵山區、開始走出一條創建鄉村割據的道路時，是否就在這種理論支撐？如果沒有，導引這種革命運行的邏輯又是什麼？
軍事力量的強弱是割據能否成功的關鍵，而它的發展狀況也是黨在的割據區域內政治、經濟、文化諸項工作的集中反映。剛開始，農民願意加入本地的農民或赤衛隊而不願意加入紅軍，其中固然有濃厚的地方主義觀念影響，但紅軍與當地社會的聯系不足亦是一個重要原因。如同農民對因革命運動而產生的鄉村精英們的接受需要一個過程一樣，當紅軍與當地社會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後，他們不願意加入紅軍的情況也逐漸發生改變。當由主力紅軍、地方武裝和民兵所構成的相互補充的武裝組織的等級結構逐步形成後，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鄉村的深入獲得了成功。

目錄：

《革命與鄉村》總序
前言
一、問題的提出與研究方法
二、本書的研究內容
三、資料來源與使用
四、1927-1929年的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
第1章 初期的鄉村動員（1927-1928）
第一節 共產黨的動員觀
一、對革命局勢的樂觀估計
二、惟成份論
三、暴動與動員
四、反盲動與動員的重估
第二節 動員的路徑與方法
一、動員的多種路徑
二、內生型的動員
三、外力型的動員
第三節 農民與動員
一、愈貧困者愈革命？
二、農民與革命：個體的生存性感受
第2章 暴動
第一節 「民眾武裝暴動」
一、「軍事投機」
二、暴動的標准
三、「以農民為主」的暴動
第二節 攻佔城市
一、急於攻佔城市：僅基於兩湖的解讀
二、一股逆身的潛流：生存斗爭的原則
三、直接革命形勢與城鄉武裝暴動
第三節 暴動中的宗族組織
一、家庭文化：難以打破的束縛
二、暴動與宗族組織的結合
三、宗族組織：暴動中的壁壘
第四節 暴動與會黨、土匪
一、黨對會匪的策略
二、暴動中會匪的角色
三、會匪與暴動的結合：上層的聯絡
第3章 暴動後的抉擇
第一節 困境與抉擇
第二節 軍隊與鄉村的開拓
第三節 邊界的發展空間
第4章 共產黨在鄉村的深入
第一節 政權與鄉村結構
第二節 政策與農民利益
第三節 赤衛隊與共同防禦
第四節 軍事組織的等級結構
結語
附錄
後記

看過以後你就知道了

❿ 1929年經濟危機給中國帶來了什麼災難

1929年經濟危機指的是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空前的大危機。中國國內正是民族資本家蓬勃興起之時，當美國經濟崩潰，大蕭條之時。中國加緊發展民族資本的發展，南京政府特別對江浙兩省的民族扶植，特別是紡織，製造等行業有了極大發展。

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相比增長187%。政府還趁美金，英鎊等貨幣貶值之際，大幅償還北洋所欠外債。至1932年底，基本償清了北洋政府所欠外債。並且還大量購入生產設備，使中國的工業有了一定發展。

中國的發展崛起引起日本的不安，因大蕭條所產生的影響也波及日本。為了轉嫁影響，壓制中國發展，進一步擴張，日本借機製造了9.18事變。大蕭條是隨後中國農村崩潰、工業蕭條、地產暴跌，金融恐慌的重要因素。

1934年美國實施《白銀收購法案》更造成白銀價格的大幅上漲。白銀價格上漲（本幣升值，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商品出口競爭力全無，小農經濟瀕臨破產，城市工業蕭條。白銀大量外流，逐漸形成貿易逆差。

(10)1929年中國發生了什麼擴展閱讀

大蕭條對全球的普遍影響導致了：

1、提高了政府對經濟的政策參與性，即凱恩斯主義。

2、以關稅的形式強化了經濟的民族主義。

3、激起了作為共產主義替代物的浪漫-極權主義政治運動（如德國納粹），在1932年到1938年之間歐洲大陸和拉丁美洲各國政治逐漸右翼化。

4、使德國、日本為了擺脫大蕭條開始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與法西斯主義道路。

5、阿道夫·希特勒、東條英機等獨裁者的崛起，間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6、為蘇聯的工業發展提供了有利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