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通在伊朗开展什么业务

实际上，汇丰假称不清楚华为与香港星通的关系，这是公然撒谎。香港星通是华为在伊朗地区的合作伙伴，二者关系脉络清晰。

华为曾持有香港星通的股份，孟晚舟也短暂担任过该公司的董事。但是，2007年，华为就出售了所持有的香港星通股份，2009年4月，孟晚舟辞去该公司董事会职位。此后，双方保持正常业务往来。

汇丰始终知道华为的伊朗业务。2010年，涉及三方往来邮件证明，汇丰完全知晓华为与香港星通的关系。从华为发给汇丰的香港星通2009/2010财报可知，汇丰完全了解香港星通在伊朗的业务情况。

H. 孟晚舟为何会被捕

孟晚舟被捕是因为美国指控她对汇丰和其他银行进行欺诈，使汇丰面临“经济和声誉”的双重风险。

2013年8月22日，孟晚舟在香港一间餐厅会见了时任汇丰亚太区全球银行业务副主管阿兰·托马斯。在那次会面中，孟晚舟用PPT介绍了华为通过一家名为星通的公司在伊朗的业务联系，以及华为在遵守美国制裁方面的努力。

大约5年后，这份陈述成为美国对她进行引渡的关键证据，指控她对汇丰和其他银行进行欺诈，使汇丰面临“经济和声誉”的双重风险。孟晚舟通过翻译和托马斯会面的细节鲜为人知。据路透社报道，多年后汇丰的内部调查发现这次会面是“应华为的要求”。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据其了解，2013年这个会面是汇丰邀请华为，要见孟晚舟。所以关于那次会面是汇丰应华为之邀的陈述内容应该是存在偏差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教授朱文奇表示，在盎格鲁撒克逊法律体系下，有个术语叫“辩诉交易”，就是说汇丰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但为了逃避责任，它倒向了美国，和美国检方做了一次交易。这是很有可能的。

美国检方指控孟晚舟涉嫌欺诈，为了从该银行获得金融服务，华为提供的新证据显示，汇丰包括其高层一直知道华为通过星通公司在伊朗的商业活动。华为认为，这表明汇丰已经知道为星通公司提供服务的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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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公司对孟晚舟事件的态度：

2018年12月6日，据华为回应称，华为CFO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转机时，被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美国正在寻求对孟晚舟女士的引渡，面临纽约东区未指明的指控。华为并不知晓孟女士有任何不当行为。目前，美加双方均未对拘押理由做出澄清。

2019年2月18日晚（当地时间），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播出了对华为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任正非的采访。采访中，任正非明确反对美国的指控，并表示孟晚舟事件“对华为的生意没有影响，事实上我们发展的更快了”。

他说：“所以他们抓了孟晚舟，可能是抓错人了。他们可能是想抓了她，华为就会衰落，但我们没有衰落，仍然在继续前进。我们公司已经建立程序规章，再也不用依靠某个人。就算我自己哪天不在了，公司也不会改变前进轨道。”

2019年3月2日，华为发布律师声明称，美国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司法部长仍然决定签发授权推进令，华为对此感到失望。孟女士没有任何不当行为，美国对她的起诉与引渡是对司法程序的滥用。希望孟女士的合法权利在引渡过程中的司法阶段能得到保护。

2019年6月24日，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四位主要律师签署一项声明，要求加拿大政府放弃孟晚舟引渡案。声明指出，历史上，在与美国外交政策不一致的情况下，加拿大政府都是维护本国的价值观和司法原则。

2020年5月28日，华为发表如下声明：我们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判决表示失望。我们一直相信孟女士是清白的，我们也将继续支持孟女士寻求公正判决和自由。我们希望加拿大的司法体系最终能还孟女士清白。孟女士的律师团队将不懈努力，确保正义得到伸张。

I. 孟晚舟案到底是什么原因

对于孟晚舟案件的起因和经过，自己上网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发现孟晚舟案件非常复杂，在这里自己用简单的语言，把孟晚舟案件做一个简单叙述，让大家简单了解孟晚舟案件的前因后果。

早在2018年12月身在加拿大的孟晚舟被加拿大警方逮捕，理由是违反了加拿大国家的相关法律，因此逮捕了孟晚舟。从这一刻孟晚舟开始了长达1030天的上诉和申辩过程。

孟晚舟案件经历了1030天后终于圆满结束，孟晚舟乘坐专机将于9月25日晚上回到祖国怀抱与家人团聚。至此，我认为孟晚舟事件会告一段落，也宣示着美国打压华为公司扣押孟晚舟的阴谋全面破灭。

J. 汇丰银行在中国现状

成立于1865年3月3日的汇丰银行（HSBC），正面临其成立以来在和平时期的重大风险之一。它因为涉及美国政府打压华为，而成为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中一个难以回避的棋子。

汇丰银行与中国的渊源颇深，其英文名称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显示了与香港和上海的紧密关系。汇丰最初的中文名称是“香港上海汇理银行”，1881年改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据称，“汇丰”二字是由华人买办古应春在测算过笔划吉凶之后建议的，取其“汇款充裕”之意。20世纪初，汇丰已成为远东地区第一大银行，由汇丰经手买卖的外汇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60%-70%。从晚清至民国，汇丰上海是中国政府偿还外债和赔款的主要经收机关、代总税务司收存保管中国内债基金、收存中国关税的主要银行。1915年上海所有中外金融业的库存金银合计8099万两，其中华商银行和钱庄占17.3%，其他9家外国银行占44.3%，汇丰一家即占38.4%。从成立到抗日战争，上海一直是汇丰在全球最为重要的市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汇丰在中国大陆的分行相继关闭，只有在上海分行继续运作，是少数在中国大陆未中断业务的外资银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于2007年4月2日正式开业，总行设于中国上海。至2014年，汇丰中国共有135个网点，29家分行设于北京、上海、广州等29个城市。目前，汇丰近170家网点覆盖57个城市，其中约三分之一位于广东，是唯一一家在广东全部地级市设有网点的外资银行。目前，汇丰是内地规模最大、网点最多的外资银行。

不过，与中国市场渊源极深的汇丰银行，现在却深陷与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之中，其配合美国打压华为就是一个焦点。

今年5月28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裁定孟晚舟案的本质是“欺诈罪”。7月24日上午，该法院公开了孟晚舟引渡案下一阶段庭审的证据材料。从公开证据看，汇丰银行有参与构陷、“做局”的嫌疑，它提供了关于华为在伊朗业务的材料作为证据，换取了美国对汇丰违规的赦免。
在美国向加拿大法院提交的《案件起诉记录》中，一个关键证据是华为CFO孟晚舟对汇丰“隐瞒”了华为与香港星通技术有限公司（“香港星通”，即Skycom）的关系，“误导”汇丰继续向华为提供银行服务，导致汇丰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制裁法案。这意味着，孟晚舟对汇丰构成了“欺诈”。此案的“唯一关键证据”是孟晚舟交给汇丰的一份PPT文件，包括PPT全文以及汇丰与华为的业务邮件记录。不过，在自称不清楚华为与Skycom的关系这个关键点上，汇丰撒了谎。从华为发给汇丰的香港星通2009/2010财报可知，汇丰完全了解Skycom在伊朗的业务情况。汇丰声称，只有“初级”员工清楚华为与香港星通的关系，但这些“初级”员工没有将相关信息传递给“高级”管理者，导致汇丰高管只能依赖孟晚舟提供的PPT判断风险。

这一说法显然站不住脚。2012年12月，汇丰因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规定，与美国司法部签署《延期起诉协议》。汇丰向美国司法部保证，针对全集团客户开展审视和清理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汇丰仍然未能识别华为和香港星通的关系，显然不合逻辑。2013年2月，香港星通关闭了汇丰账户，华为与汇丰关于伊朗业务的合作到此结束。但在此之后，汇丰仍要求与华为进行“沟通”。2013年8月，孟晚舟应邀与汇丰高管会面，陈述了华为在伊朗的业务情况，所提供的PPT被汇丰转交给美国方面，成为美国打击华为的关键证据。

汇丰配合美国打击华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益——通过举证孟晚舟来换取美国对汇丰的赦免。2012年，美国政府就严重洗钱和资助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指控汇丰，汇丰为此支付了19.2亿美元罚金，并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为期5年（2012-2017）的《延期起诉协议》。汇丰同意“在任何调查中配合美国司法部”，如果未能履行相关要求，美国司法部有权撤回该协议，并向汇丰提出刑事指控。

2016年9月，美国司法部就是否撤回《延期起诉协议》以及是否以刑事罪名起诉汇丰进行讨论。同年底，汇丰开始秘密对华为账户进行调查。据路透社当时的报道，汇丰“配合”向美国提交对华为的调查结果，“凑巧”就在汇丰与美国司法部协议到期前。路透社的报道明确指出：汇丰在2016年底到2017年开始“配合”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发起的调查，是为了换取美国司法部对汇丰银行的宽恕，因为汇丰本身还涉及其他违反美国制裁禁令的案件。

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2月到7月，汇丰积极配合美国对华为的调查，主动向美国司法部至少做了4次陈述，内部上千人被美国司法部约谈。2017年12月，尽管美国司法部合规监管员认为“汇丰的合规仍有很大缺陷”，但美国检方却“出人意料”地撤销了对汇丰的全部刑事指控，并结束了对汇丰的监管。从时间线和事件线来看，自2013年约见孟晚舟，到2016年内部启动对华为的调查，直到2017年8月终止与华为合作……汇丰通过一系列操作，在保留华为这个大客户的同时，通过向美国提供华为的证据，换取了美国撤回对其的指控。

从一般的商业逻辑来看，一家追逐利益的全球性金融机构在主观上不应该去“构陷”自己的大客户。但汇丰的现实情况是，它因为一系列违规事件被美国政府拿住了“把柄”，不得不配合美国司法部对华为进行调查，来换取美国政府“放汇丰一马”。站在美国立场上，需要汇丰银行扮演“污点证人”。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在全球调查和打压华为，早已不是商业利益或违背制裁禁令，而是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并对中国进行长期遏制的一场特殊“战斗”。换句话说，打压华为是美国针对中国地缘政治行动的一部分，而汇丰银行已经深深卷入其中。
面对中国媒体指责其“构陷”华为，汇丰在该行（中国）的微信账户上发布声明称，它没有参与美国司法部调查华为的决定，“华为事件发展的背景清楚地表明，美国对华为的调查并非是由汇丰银行触发的”，“汇丰银行对华为没有恶意，也没有‘陷害’华为”。声明还称，“为响应美国司法部的信息要求，汇丰仅提供了事实信息。汇丰银行没有‘捏造’证据或‘隐瞒’事实，也不会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歪曲事实或损害任何客户。”

不过，汇丰的声明回避了重点。美国司法部发起对华为的调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用不着汇丰解释。汇丰在此事中的角色、动机和利益交换才是重点，汇丰的积极配合对于美国司法部实施打击华为的行动，并以此为理由借加拿大之手逮捕孟晚舟，无疑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

在这个敏感时点，深圳银保监局于7月24日公布了一份批复——同意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关闭深圳龙岗支行（巧合的是，华为公司总部正好也在龙岗）。市场高度关注的是，汇丰银行的未来命运将会如何？它在中国市场会受到什么影响？对此，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有如下个人判断：

第一，汇丰银行难以离开中国市场。与其他西方金融机构不同，汇丰控股的注册地虽在伦敦，但其“历史和文化注册地”却在中国香港，其市场深深根植于中国市场（包括香港和内地）。据汇丰年报，2019年汇丰银行经调整的收入为554亿美元，经调整的税前利润为222亿美元。在亚洲市场，经调整的收入为305亿美元（占全球收入55%）；税前调整后利润达186亿美元（总利润占比83.8%）。其中，香港市场调整后的税前利润为121亿美元（总利润占比54.5%）。汇丰2020年一季报显示，一季度集团106.6亿美元的总营收中，香港地区贡献了46.1亿美元，占40%；在32.3亿美元税前利润中，香港占28.5亿美元，占比高达88.2%。

第二，汇丰银行将难以摆脱中美博弈“磨心”的地位。香港已经成为美国与中国博弈的“磨心”，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前哨”阵地。以香港为根的汇丰银行难以摆脱这种处境。同时，由于市场利益所在，汇丰银行很难做出撤出中国市场的决定。在安邦智库（ANBOUND）对撤离中国外资的分类中，汇丰银行属于“撤离就倒”的一类。汇丰银行难以摆脱中美地缘政治博弈，尤其是在中国《港区国安法》和美国《香港自治法案》实施后，两国将基于法律层面进行地缘政治博弈，汇丰在金融业是“巨无霸”，但在国际政治中则如一叶扁舟，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不能撤离中国市场，今后汇丰需要更多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而不能只考虑美国单方面的霸权和利益。

第三，汇丰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处境将有微妙变化。加拿大法院公布的最新证据，揭示了汇丰银行参与“构陷”孟晚舟、配合美国打压华为的事实。这迅速在中国国内舆论中激起了对汇丰的愤怒情绪，今后针对汇丰的攻击性言论肯定会增多。此外，汇丰协助美国充当“污点证人”的行为，将会影响其商业信誉和市场形象。今后一些与中国有重要关系的企业和个人客户，在选择银行时有可能会避开汇丰，避免成为汇丰向美国奉献的“祭品”。这对汇丰在内地和香港的市场将会负面影响。

第四，中国政府可能不会刻意打压汇丰银行。虽然汇丰银行在背后“捅”了华为一刀，但从更大的格局来考虑，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估计，中国政府不会因此而刻意打压汇丰银行。理由是：（1）汇丰银行对香港来说十分重要。未来香港需要维持繁荣，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香港诞生、与香港居民和企业有重大关系的汇丰银行是一个重要象征，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存在。（2）中国的对外开放需要有外资，不仅需要引进外资，也需要有外资的持续经营。汇丰银行是在中国网点最多的外资银行，在外资金融机构中具有代表性。（3）中国“制裁”外资银行需要基于法律，目前的立法现状难以溯及以往。中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于2018年出台，《港区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出台，这两项法律可能不会追溯汇丰过往的行为，但会对汇丰今后的行为形成法律约束。

汇丰银行参与美国打压华为一案，在中国将引发复杂的反响。从大局出发，中国政府应该不会刻意打击汇丰，法律上可能也不会溯及过往。不过，汇丰今后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汇丰未来的行为将受到中国法律的约束。说白了，协助“构陷”中国公司仅此一次，下不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