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向中国当代文学

‘壹’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脉络、几个阶段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脉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然地出现一种新的性质的文学形态。

到50年代后期，"新文学"的使用已大大减少，开始出现了以"现代文学"加以取代的趋向，而"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这一理解，一直延续到80年代以前的若干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

改革开放后，当代文学的多元化使得各种当代文学论着异彩纷呈。

以启蒙主义为特征的"五四"文化传统是一种一元化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的运动，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实践被认同为新文学传统的主流。

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和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这两种文学传统，有时是以互相补充或者比较一致的方式，有时则以互相冲突以致取代的方式来影响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年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使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终于"会师"。

"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和战争中形成的解放区文化传统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合流了，并且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

在当时，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制约下，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地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教条模式。

第二阶段：1978年--1989年

文学的真正"复苏"来说，是以1978年8 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抗战以来影响了中国文化建构四十年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

1979年10月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明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并且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

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

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1984年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

8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五四"新文学传统又渐渐地恢复了活力。

第三阶段：90年代——新世纪

90年代初的文化特征：知识分子在"共名"状态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

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新文学的传统在90年代表现出新的活力。

(1)如何走向中国当代文学扩展阅读：

现状：

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

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

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

近代文学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

1、在当时的社会大的环境影响下，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流入中国对当时中国传统的文学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传统文学在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吸收结合融合产生了近代文学；

2、在当时中国的自身原因，八股文在当时己经不适用了，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进过不断摸索学习产生了近代文学，也对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以及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当时特色的社会背景下，近代文学有其显着的特点。它的创作目的就是为了让当时的人名摆脱旧的文体的束缚，梁启超倡导新体散文，从小说戏剧方面，改革的呼声也非常强烈。

‘贰’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我国文学的西方化、民族化等问题一直是困扰20世纪我国文学创作的问题。我国文学之现代化，是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其发展过程是一个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本文试图对西方化与民族化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并结合我国文学发展的当代状况正面提出世界化方向。 一、我国现代文学的“西方化”倾向
我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它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在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二者在当时都是西化论，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以“人的文学”为特征的西化论者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刻意继承或者模仿，同时，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基础，是“遗传性”与“借鉴”这二者的融合。“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传统的章回小说。“五四”人把“书面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其实质是对西方“书面小说”的观察和比附，根本看不到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这一时期，西化论者全面否定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也否定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而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地定位在我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是因为“白话文学古已有之”，从而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没有真正把它用在创作实践中，对新文学的发展也没有起到足够的导向作用。
新中国解放后，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逐步深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又一次浮出地表。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在批判者看来，创作者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而文学创作者却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真正意义上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可以为我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借鉴，从而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我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看来，我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他们认为，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我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我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的批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认为20世纪我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我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而且，这种重读思潮也出现在具体的作家作品中。
“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是西方化理论的典型逻辑。20世纪初我国文坛之西化主张是和民主、自由、科学的启蒙理念相联系的。鲁讯先生提出的“拿来主义”，并不是一味地把别人的都取来用，而是“占有、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总之，是要用西方的东西来武装自己。可以说“拿来主义”是我国20世纪文学发展之西化派的一个最重要的口号。这种“拿来主义”思想已经构成了整个20世纪我国文学和思想的一个明显欠缺，它使20世纪我国文学一直处在“西化”阴影之中，没有建立超越于东、西方既有传统的真正“世界化”的文学。
“西化”思路，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和文论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在20世纪我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成了我国文学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了20世纪我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欠缺，比如，缺乏自己独创的基本命题、范畴概念系统和哲学立场。西化派思路的欠缺在于否定了中国传统，却并不是意味着要创造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东方的新的世界文学，而是向西方倾斜，走了“西化”的路子，它只能创造一种西化的“中国新文学”，而不能创造一种真正的中国的“世界化文学”。西方化论者用自己的西方式文学和西方文学对话，对话跨越了中西鸿沟，但却使我们失去了自我。他们的对话对我国文学总体构不成实际意义，而对话的根本目的应该是增进了解、彼此促进，真正的对话也应该是对彼此共同存在的问题进行民主的、和谐的探讨。二、我国文学的“民族化”及其与“西方化”的渐趋融合
“五四”时期的文人已经注意到了“民族文学”问题，它是一种“生于民间，并且通行于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可见一些西化派者已经意识到了西方化的艺术要在我国文坛扎根，必须要和民俗学研究结合。这是五四时代西化论者对文学西化观的补充、反思，同时也是他们对文学民族化问题的思考。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五四”西化派对文学民族化的探索有两条路。一是从民间歌谣中借鉴形式，把主要精力放在向民间歌谣学习语言形式从而形成现代白话诗歌的新体式上，他们的诗“大多有强烈的地方趣味”。二是“精神返乡”，从对乡土生活的反思中获得精神空间，其中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派，用西方化的小说模式写充满着乡土气息的生活，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国民性的批判。例如从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来自民间的笑谑精神。正是在笑谑和狂欢的意义上，吃喝、唱戏、行刑以及性等，被放在了生活的首位。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都要将生活这出戏]好，这是我国民众在数千年历史中学会的生存技巧和生存精神，它在笑谑和撒欢的外表下突现出“人”这个要素的主导力量，它和儒家、道家、佛家三教合一的我国正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在正统的语言中一直是被压抑、被抹煞的。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提倡小说、收集童谣，试图深入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种民间笑谑和撒欢主义的力量，也没有看到这种笑谑和撒欢的生存形态中渗透出来的反抗、追求、渴望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化派在小说内容上是本土化的，具有民族性，但是在精神气质上却是西化（启蒙化）的。
从整体上说，“五四”时期我国文坛的主流观念是由西化派占据着的。与此同时，民族化派也在活动。“西化”派认为中国新诗整体上必须西方化，但在这一总主张下，他们在策略上又非常明智，认可新诗诞生之初以民族根基为基础的探索道路。“五四”之后文坛上弥漫着西化风，小说、诗歌、戏剧这些文学样式都直接取自西方，甚至语言也欧化了，出现了另一种欧化体的语言，虽是白话，但却脱离当时的口语，造成新文学发展的障碍。实际上，我国民族文学是完全与西方文学异质的文学，两种文学语码完全不一样，缺乏对话性。国民革命之后，我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在文化上形成了民族主义的要求，进而反映到文学上来。如果说西化派强调我国文学之发展在于借鉴西方经验，那么民族化派则与之相反，他们强调“向中国古代传统或者民间文学学习”，以便中国文学能自我繁殖、自我复制，他们认为不如此中国文学就不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化派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我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隔绝开来。为中国文学制造一个封闭的进而能保证民族化派所要求的自我复制、自我繁殖的环境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和西化派是一样的，都是要让我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并融入其中。
“愈有民族风格和特点的，便愈加在国际上有地位。”这就是民族化派的逻辑。它实际上是把“国际的”看成是各个孤立民族的“并列体”，认为只要各个民族的个性机械的杂呈于世界文坛，就能构成世界文学的“综合体”；只要每个民族的文学充分地实现了个性化、保持了特殊性，那么世界文学就能自然地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效果。基于这个逻辑，民族化派便产生了一个幻觉：只有坚定地坚持了自己的特点，与世界上的其他文学相区别，才能为世界文学认可。从理论上说，个体的确只有凭借其个性才能在群体中被指认。文艺也是如此，例如，京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样式，这种艺术样式虽然也是世界的，但我们却不可以说，京剧在世界艺术阵营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恰恰相反，真正在世界上有地位的是那种体现了人类文艺发展规律的共性，表现了人类共通的感情和思想、展现了人类审美趣味之共性的那一类文艺样式和作品。只有超越了一国、一地、一族狭隘的审美趣味、价值追求的东西，真正把“西方化”与“民族化”有机地融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算得上具有世界价值。三、我国文学如何超越“民族化”和“西方化”二元思维，确立“世界化”方向
如何从“西方化”和“民族化”的二元思维中解放出来，建立超越“西方化”又超越“民族化”的“世界化文学”，这是摆在当今文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只有那种有利于人类从整体上变得更为团结的文学才是世界的文学；换言之，世界的文学绝不是那种团结人类中的一部分人（阶级、种族、民族、国家）去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文学，绝对不是那种符合人类中一部分人（阶级、种族、民族、国家）的审美趣味而贬损另一部分人的审美趣味的文学，也绝对不是那种符合一部分人的价值观、体现一部分人的利益追求而对另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和利益追求构成威胁的文学。文化冲突可能给人类的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如何避免这种冲突，使不同民族文学文化走向融合、互信、互补的未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共同市场的形成、国际互联网的诞生、全球卫星电视的播送等等，这些将人们结合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密，人们之间的交流、对话、沟通也变得更加便捷。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世界文化的可能性增加了。真正的世界文学是一种具有人类基础的世界性文学，建构一种既不走“西方化”路子又不走“民族化”路子的“世界文学”的难度远非我们所能想象。世界文学是也仅仅只能是既非单纯东方的、又非单纯西方的，因为只有它超越了东西方既有的历史性欠缺，超越了东西二分的文学发展思维，才能做到人类的或曰世界的（东方的和西方的二者的有机结合）。现在，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进程，我国文学遇到的问题开始具有“世界性”，这个世界性问题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学对话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国文学要解决的问题和当今世界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了同构的关系，我国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世界文学有了借鉴意义，同时世界文学的解决方案对我国文学也有了学习价值。我国文学在面对这些世界性问题时，它的解决方案哪些是独创的，只有这些独创的东西，才会为世界文学所需要。所以，当代我国文学的世界性，根基不是从西方拿来的问题，也不是从民族传统中继承的问题，而是在这些问题之上，并且拿出自己独创的艺术表现方案来。我们要独创的是艺术表现图式，这个图式，是独创的，也是世界的。
既然我国文学的“世界化”不可能在“西方化”道路上获得，也不可能在“民族化”道路上成就，它只能走中、西结合的创新之路，它也不是建立在对任何既有文学模式上的（从西方）拿来的文学或承袭（传统）的文学。“西方化”将使我们失去以自己的独立品格屹立于世界文坛的资格，“民族化”又将使我们孤绝于世界文坛之外。只有超越东、西方二元思维，我国文学才可能在理解当前的世界化（全球化）浪潮的价值和意义中提供自己的理解，在世界化（全球化）进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进而在这一过程中自身也得到升华，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西方性和世界性等同起来，既不能对西方性顶礼膜拜，又不能蔑视拒斥，应该真正地把西方性和世界性区别开来，对世界性敞开胸怀，确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于人类的世界性观念。这也许正是21世纪我国文学的最根本任务之所在。

‘叁’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方向

民族化，同时也逐渐世界化。
有些人一味地说，当代文学向低俗化方向发展了。我想说的是，文学永远不会低俗，低俗的也就不能称之为文学。
不是说出本书，就是文学了，情色、低俗爱情小说充斥的出版业，那只是商业。
在最近的20年里，中国文学以饱含强烈的突破欲望、渴望逼近艺术的文字，向我们表明，它长了许多新的见识，它们将被证明会进一步端正中国文学的走向。代表作家有莫言、余华、梁晓声、，马原、王蒙等

PS:BS楼上的，文不对题不说，抄别人的还不说明下是引用的。

‘肆’ 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

“五四”以后，中国20世纪的文学始终努力地走文学大众化之路。在走向大众化的路途上，将求雅与随俗努力结合起来，构成其独有的面貌和特点。老舍的市民小说，用传统的叙事方式表达新的伦理观念，将对于传统的国民性的揭示与对于理想的民族性格的刻画结合起来，俗中见雅，在诙谐幽默中使作品达到雅俗共赏的境地。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努力走“地摊文学”的路，企望让文学创作为农村的普通百姓能够读懂，他借鉴了中国民间的说书艺术、话本小说的传统，在深入而浅出的表述中，开展了中国小说的大众化之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其发展途中，努力在求雅中随俗，又常常在随俗中见雅，让其能够大多数民众所接受，让新文学为民族的解放与繁荣出力。
现当代文学在传承中国文化文学的传统中走向大众化之路，并在借鉴接受西方文化文学的影响中，努力走向世界。例如鲁迅是五四时期反传统是最为坚决的，也是一位最具自我批判精神的作家，他常常针贬自己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与影响。但鲁迅以“拿来主义”的精神对待西方文化与西方文明，尼采、叔本华、达尔文等人的思想都被他拿来， 成为与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作斗争的思想武器。他的创作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他笔下的阿Q、孔乙己等，成为具有世界性色彩的形象。
还有一些走向世界的作家作品启发了我们，当代文学作品要想走向世界，不仅需要需要传承中国文化文学，借鉴接受西方文化文学，还要为世界读者所喜爱。老舍的市民小说为世界上诸多的读者所喜爱，他塑造的骆驼祥子、虎妞等人物，为世界文坛增添了色彩。沈从文从边城走向世界，他小说的写实中的浪漫气息、人性讴歌中的理想色彩，为国外的读者所偏爱。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新时期的文学中，王蒙、舒婷、顾城、莫言、韩少功、汪曾棋、贾平凹等人的努力，是当代文学作品都在世界文坛上具有一定的声誉和影响。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要想走向世界，最重要的一点是翻译。翻译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中国当代文学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大力发展翻译事业。好的翻译能够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帮助他们相互理解，相互产生兴趣，但是不好的翻译却使得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因此而产生误解，加深偏见，甚至造成相互排斥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抓住“中国文学、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

‘伍’ 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发展动力

19-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运动与变革是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本质力量。
“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即“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近代，梁启超倡“新民”说，呼唤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人的观念的现代化。近代新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尤其注重文学的社会性、政治功利性。
五四文学倡扬个人的旗帜、胡适宣传“易卜生个性主义”，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五四对“人”的个性主义的发现，具有20世纪文化的现代性。
1928年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发现了人的阶级性，为中国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展示了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新天地。左翼文学进而以人的阶级性、革命性取代人性、对峙人情，否认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是革命文学派的人的观念与话语。
30、40年代，茅盾着重人的个性与社会性关系的文学，巴金、曹禺、沈从文、张爱玲、路翎各具特点地承传了五四个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人的观念，老舍、钱钟书等强调人的文化属性的人的观念，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人的观念体现了充分世俗化中的充分人性化传统世俗化社会的大众道德与大众人性观。
50、6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君临文坛，阶级的、革命的人的观念与话语成为主流观念，否定了五四个性与人文主义人的观念和话语。
新时期文学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文化寻根等一系列文学沿革，以对人的逐步再发现，五四的人的观念的逐步在寻找，构成新时期文学发展裂变的内在律动。
西方文化刺激着中国人不断发现人，启发着20世纪中国文学如何表现“人”。
20、30年代，易卜生、卢梭、尼采、弗洛伊德进入中国，启发中国人重新认识“人”。易卜生、卢梭所揭示的人，是人类对自我的理性主义认识，尼采、弗洛伊德对人的自我的非理性主义层面的揭示，使人的内涵获得了现代性。这使得五四时期中国文化、文学对于人的发现，构成一个完整丰满的、现代性的人学观。
新时期，影响最大、最广、最深的是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尼采、弗洛伊德、贝克特、萨特对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
第二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开端（物质基础）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文化与文学已开始了民族存亡背景上的外部与内部双重的现代化努力。
民族先觉者们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2.报刊、书籍等现代出版业的发展，给以具有现代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为主的、进行文学创作的人提供了理性交往的空间，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与独立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
4.文学的接受机制发生了变化，文学接受者的队伍日益扩大，唯新是鹜，推动着文学自身的发展。
第三节 文学观念的变革
梁启超首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
诗界革命 梁启超于1899年在《夏威夷游记》中首倡，他主张诗界革命应达到三个标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他所说的新意境是指“理想之深邃闳远”；新语句是指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以古人之风格入之，是指革其精神而不一定革其形式，“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他提出的保

‘陆’ 如何有效地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

在国际文学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少与欧美作家，重视程度一般。
其中除了政治原因是导致的作品为什么不能走向世界，不能被国外所认同的关键外，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民族文化的不同也是影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羁绊。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文化要走向世界，除了影视文化，中国当代文学也是最能反映当下中国的现实也传统的途径，也能加强世界对中国的认同，莫言的获奖，让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机遇。
面前的疆域，将越来越广阔。
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当代文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柒’ 新世纪文学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史

“世纪末焦虑”的较早提出者是美国学者亨廷顿，他目睹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急速发展与杀戮屠杀之后，对于下一个千年的到来于是就充满了忧患。因为在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始，直至二十世纪末美国对于南联盟的轰炸袭击，世界大战、局部战争似乎一刻都没有停过。人类最原始的向善——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兼爱”、“非攻”还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原罪说”，都无法解答二十世纪人类所犯下的罪行。新世纪科技还会发展，自然对于人类本性的毁灭性侵害还会进一步继续。
亨廷顿的预言果然在新千年第一年的九月就得到了验证——多名塔利班分子分别同时劫持四架美国航空客机径直撞向了美国的世贸大厦与五角大楼，造成三千多无辜平民丧生的人间惨剧，消息发生后，舆论震惊，世界哗然，刚到世纪初便逢此等恶事，这个世纪注定无法安定。
国内文学界在新世纪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纷乱，甚至一度出现了“无序”的状态。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低龄化写作、网络文学、后现代意识流与低龄化写作都以各种各样的文本形式展现在大众面前，令人眼花缭乱。商业化出版运作配合大众传媒，文学终于被推到了台前。
读图时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现实主义与人民性问题、现代文学悼亡论……一系列文学批评的争论贯穿着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评论界。谢有顺、程光炜、葛红兵、张颐武、陈晓明、朱大可、白烨、丁帆……一系列文学批评家的名字正是因为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而从学术杂志一跃登上电视、网络，成为了大众媒介上频频露脸的“学术明星”。
吉尔•德勒兹曾论断，当一种大众文化在某个民族、国家流行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民族本质文化的一层“糖衣”，当各类糖衣将文化紧紧包裹最后近乎要剥夺文化自身“人格”时，文化本身会做出一种应激反应，即回归到“族裔”或是“历史”这两个语境当中。阿兰•布鲁姆也认为，“族裔”与“历史”是抵制全球化、现代性最好的“武器”。
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界对于历史的反思当以余秋雨的系列随笔为重要依据，当然期间也包含着部分学者对余秋雨本人的“咬嚼”，这构成了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独特但又滑稽的特有景观；“族裔”文学当以阿来的《尘埃落定》为巍巍丰碑，阿来之后的民族文学与民族叙事也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由是观之，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文化、文学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权衡，一方面，对于大众媒介、流行文化并不拒绝，甚至还以“中国元素”进行整体性的向外推广；一方面，又主动去寻文化、文学之根，意图获得一种更加自我的叙事。
从2000年至2002年这三年里，中国大陆的文学实际上延续着两条道路在持续发展，一条是世界性的广度拓展——从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学（内容）到互联网上的文学传播（形式），无疑透露出了新世纪文学所展示出来的新意。文学作为大众媒介的重要内涵，开始在内容为王的时代，不断地尝试着与世界接轨。
而另一条道路则是现代性的深度变革。无论是文化散文的文体形式变革，还是对于鲁迅及其同时代作家的重新定位与评价——这无疑都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文学作为一种体制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革。
2003年之后，中国文学的多元化进程加剧，这既标志着中国文学在新世纪以来所呈现的多样化维度，亦从宏观上预示了新世纪中国文学走向——多元化、现代化与全球化。这是一个总的趋势，关于这个趋势的一些微观征兆——譬如低龄化写作、底层叙事以及畅销时代的来临——这一切将在后文予以更加详细地叙述。

韩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台湾秀威出版公司，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