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
充分发挥首脑外交的统领作用,加速走向世界舞台的显着位置,积极参与和引导国际体系变革。
胡锦涛主席出席了全球核安全峰会、“金砖四国”领导人第2次正式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0次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第4和第5次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第1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中国主张的发展问题首次成为20国集团峰会主题并获得共识,中国成功阻击美国在汇率、经常帐目不平衡量化指标等问题上的涉华企图。
在亚太经合横滨会议上,中国提出的世界经济应“平衡、包容、创新、可持续和安全地复苏”的原则写进了会议最后文件。中国在坎昆气候变化大会上旗帜鲜明地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引起全球关注。
胡锦涛主席还先后出访巴西、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加拿大、法国、葡萄牙等国,阐述了中国在事关和平、发展、稳定、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政策主张,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推动了中国同上述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温家宝总理先后出席第3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和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等重要国际会议,先后出访韩国、日本、蒙古、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取得一系列重要外交成果。
世博外交和亚运外交取得成功,使中国全方位外交布局进一步完善,外交工作的方式与方法得以丰富。
上海世博会是首届世博会举办一百多年来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共有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01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代表团为本国馆日揭幕并参观其它展馆。上海世博会为中国创建了一个宏大的外交舞台,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人文外交、地方外事在这个舞台上协调并进,丰富多彩,并实现了各国游客与中国百姓的直接交流,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改革开放和真实的中国。
上海世博会同时也印证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并构成世界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需要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广州亚运会同样在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取得成功,既促进了亚洲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增进了亚洲各国运动员与中国人民的友谊。
平稳推进了与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全面发展。
在中美关系方面,2010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批准美国防部启动总额近64亿美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包括“黑鹰”攻击直升机和“爱国者—3”反导系统等,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继而,美国又针对所谓中国把“南海纳入核心利益范围”的相关报道作出无理反应,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华施压,在20国集团首尔峰会上抛出针对中国的“经常账户不平衡量化指标”,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对于美方上述干扰两国关系大局的行径,中国政府均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美关系在美国重申中美关系基本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得以转圜。
2010年,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3次会晤,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各领域交流合作继续推进。中美还就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计划、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了沟通与协调。中美关系的转圜为胡主席2011年新年伊始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铺平了道路。
B. 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我国应如何应对
对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反思
自二十世纪末以来,人类面临严重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产生的对资源与环境的需求超出了地球生态系统资源与环境的供给能力。资源枯竭,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的枯竭,将使人类的生存、发展面临着极其严重的挑战。1968年,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们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在全球学术界和政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自此,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学者就资源环境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可持续发展战略达成了很多共识。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和各国政府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主要具有下述内容:第一,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公平性原则,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持续性原则,强调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共同性原则,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道义和责任。第二,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资源的持续利用。为实现这种持续利用,提出了最低安全标准,即社会使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可再生资源的更新速度;社会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作为其替代品的资源的开发速度;社会排放污染物的速度,不得超过环境对污染物的吸收能力。第三,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除芬兰、瑞典、挪威、德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外,各国都把环境保护放在可持续战略的优先地位,强调运用环境税、产权界定等经济手段及行政手段、法制手段来保护森林、淡水、耕地、海洋、大气免受各种有毒物质的污染。第四,相信市场激励与科技进步能自动解决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环境问题、资源替换问题。认为市场机制可通过资源价格的变动反映资源的稀缺状况,一旦资源面临枯竭,资源价格上涨会促使人们寻找替代资源,而科技进步为资源替换提供了技术手段。第五,在工业领域推广清洁生产战略。所谓清洁生产,就是工业生产中通过产品设计、原料选择、工艺改革、技术管理、生产过程内部循环利用等环节的科学化、合理化,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生产中排放的废弃物,变废为宝,减少污染。第六,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核算体系,用以评价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上述对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想、战略的内容概括可能不全面,但并不妨碍我们就它的主要方面作出评价。由于对全球资源、环境危机的性质和根源缺乏正确认识,以西方为代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存在着以下缺陷:第一,看不到造成非持续发展的主要根源在于,私人资本利益主导下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索取上,经济发展采取高增长、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各国虽然对高投入、高消耗的生产模式和浪费型的高消费模式进行了批判,但没有意愿和能力改造这种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相反,各国政府仍旧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中心,竭力不损及目前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第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建立发展的可持续资源和环境基础。各国很重视环境问题,却低估了资源危机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没有建立可信的资源替换战略或者资源代际分配计划,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缺乏具体的对策。美国政府的资源战略,仅仅是全力发展强大的高技术军事力量来保障自己的资源和能源安全。最近,布什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目的就在于控制世界石油资源,以达到称霸世界和保障自己能源供应的目的。欧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带有资源色彩,但只限于降低不可更新能源(石油、天然气等)的消耗,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只强调对生物多样性和其他重要资源的保护,而没有应对资源危机的全面的资源替代战略。这说明西方忽视了一定阶段和一定的技术水平下,爆发资源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第三,盲目相信自发的科技进步能解决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忽视了现实中科学技术对资源与环境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最终解决资源与与环境问题的手段。另一方面,在科技进步完全服从资本利益时,它在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由于其巨大的杠杆作用,会迅速消耗大量宝贵的资源,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认识上的片面性导致实践上的盲目乐观,各国政府都缺乏应战资源与环境危机的科技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第四,发达国家的可持续战略忽视了世界人口的增长对全球生态系统所构成的压力,尤其是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庞大的贫困人口——占世界人口1/3——靠种植、采集或捕捉食物过活,直接破坏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成为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和它们主导的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和发展援助不够,对世界人口增长的控制重视不够。不仅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甚至推行生态(环境)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设立种种贸易壁垒,损害这些国家的发展,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有学者认为知识经济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显然,不论是教育、科研、咨询、策划等知识产业还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所孕育的大量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将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知识经济不能取代物质经济使人类进入虚拟经济时代,二者是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部分。随着人口规模扩大和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随着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世界农业、工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规模还会继续扩张,对资源与环境的消耗还会继续增长。知识与技术只能节约资源的使用和消耗,延缓危机的到来。也就是说,知识经济只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仅仅依靠知识经济的发展,是不能全面应对人类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危机的。
总之,以西方为代表的、现有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短视的、消极的、片面的。仅仅用发展知识经济的办法作为可持续战略的根本途径,也同样是消极的、危险的。人类需要制定更积极的、富有远见的、全面的战略,才能有效地渡过难关。
二.制定可持续的科技发展战略,是最终化解危机的手段
科学技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它是最终解决资源、环境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和途径。面对即将到来的能源危机,必须制定可持续的科技发展战略,为化解危机作好充分的准备。
首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科技进步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如节能技术、节材技术、节水技术、科学的种养技术,会节约各种资源、能源,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而资源、能源的低消耗又会延缓资源危机的到来,减轻废弃物的排放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科技进步还会导致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的诞生和教育、科研等知识产业的发展,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微电子产业、通信产品、计算机等电子产品的制造和发展,带动软件、信息传播、信息咨询与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产业。生物技术将分离出生物农业、生物化工、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生物制药、生物食品、生物信息等十余个门类的技术,并孕育出众多的生物产业。21世纪类似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高新技术还有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这些高技术产业和知识产业的发展,不仅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21世纪最有前途的主导产业,而且会促使资源消耗型 的经济体系转换为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
其次,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资源的可持续。当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枯竭时,必须及时找到替代资源,尤其是用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从长远看,非再生资源终究要枯竭,物质生产所依赖的资源、能源终究要向可再生资源和能源转换。而科技进步是寻找替代资源、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手段。
最后,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如环境化学、分析化学、生态学的发展,为人类认识环境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而生态技术、清洁生产的工艺技术,各种有毒物质的分离技术、节能节材技术,则大大减少了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各种废弃物和有毒物质,或者直接为环境的治理提供了技术手段。此外,地球科学和空间遥感技术在探测自然资源、监测自然灾害和环境恶化方面,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
可持续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把新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开发放在首位。因为,在二十一世纪,最紧迫、对人类生存影响至为重要的资源危机是生化能源危机。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生化能源的可开采时间不太长久。一旦枯竭,目前技术条件下替代石化能源的可再生能源——水电、风力发电、地热能发电、潮汐能反电及生物质能,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城乡居民生活对能源的需求。而太阳能、氢能、核聚变能等潜力巨大的新能源,其利用技术还远不成熟,离商业用途还十分遥远。如作为地球最后、也最有潜力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其大规模利用技术、尤其是储备技术,短期内还无法开发出来。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化解能源危机,必须大力开发新能源技术。此外,矿物燃料(石化能源)是地球气候变暖、灾害频繁发生、臭氧层被破坏的主要原因。如果人类能开发出包括太阳能、氢能、核聚变能和生物质能等无害环境的新能源利用技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地球环境状况将得到根本改观。
石油、天然气、煤炭还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目前,全球大约1/3的生化资源被用作化工原料,而非动力原料或燃料。各种工业原料,比如重要化学纤维、化学材料,及农业生产大量使用的化肥、农药、农膜,都依赖于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工原料。生化资源的枯竭,不仅打击能源供应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而且导致化肥、农药供应中断,农业大规模减产,形成全球性食品危机和饥荒。而生物技术的发展,既可从生物质中提取各种生物质原料,以替代石化原料,满足工业原料的需要;又可通过开发各种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如种植固氮作物、开发固氮微生物、用生物技术抑制农作物的病虫害,来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因此,防止农业危机、尤其是粮食危机,必须紧紧依靠生物技术的发展。生物技术的发展还将使人类摆脱以大型农业机械为代表的石油农业的道路,使农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总之,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离不开科学技术。我们应根据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可持续的科技发展战略,重点发展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及清洁生产的工艺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生态环境技术,以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突破资本利益的限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调节机制
可持续发展的调节机制,是计划调节机制。
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调节机制,能有效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生产要素配置到最需要它的部门、地区和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以私有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能鼓励人们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创造性,激励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因此,市场调节机制是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的促进经济繁荣与进步的机制。
但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调节机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严重的局限性:它能有效地激励私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却不能有效解决私人企业经济活动带来的外部性及其对环境的影响。私人资本通常急功近利,不仅不会关心可持续发展这样长期性、全局性的问题,反而以掠夺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垄断大资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常常阻挠国际社会保护环境的努力,使人类在应对全球性资源、环境危机时处于滞后、被动的状态。
从长远来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伴随着新的替代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对环境破坏很少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地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资源环境对经济活动的负荷能力会不断扩大。但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并不是总能赶上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耗竭速度。因为技术的进步受到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有些技术的发明、创造只需要数月或数年的时间,而有些重大的技术突破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科技进步的自发发展不一定能及时实现资源替换、保证危机的解决。相反,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技术水平下,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存在着无法突破的极限。此时,为保证人类免受危机的打击,必须由政府实施计划调节。
第一,为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必要利用计划手段对可使用的资源总量在各年度间实施计划分配。计划调节的目的在于防止再生资源的过度损耗或非再生资源的过快耗竭,以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首先,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不可再生资源,根据其替代速度在一定时期内实施计划配置,限量开采,以保证这些资源可满足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每年开采、投入的资源总量都是根据计划确定的。对资源的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以利于政府的监督与控制。同时,政府干预生产过程,对大量消耗这些宝贵资源的产业发展实施严格的限制,以保证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比如,当石油、天然气资源日益枯竭时,一方面政府应按时间对石化资源进行代际配置,逐年限量开采;另一方面,石油、天然气是最重要的能源,且是生产化肥农药最重要的原料。应该优先供应工业必需品生产、交通运输和粮食生产的需要,而限制耗能大、属于高消费性质的产业对能源的消耗。其次,对可再生资源,比如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则根据其更新的规模和速度,实施计划调节和限量开采,以保证这些资源的消耗速度不超出它们的更新、恢复速度。例如,根据林木的成长速度计划每年最大的采伐量,对渔业资源在繁殖季节实施停止捕捞和休养生息的制度,对水资源实施节约用水,同时在各地区之间统一调度、公平分配。
但是,计划调节主要是总量调节,它并不否定市场调节的作用。当资源逐年限量投放使用后,这些资源在各部门、企业或居民消费者间的配置,一般由市场来调节。计划调节是为了实现资源的代际配置,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市场调节可以保证资源在代内的合理分配,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先有计划调节,后有市场调节;先有代际之间的资源配置,后有代内分配。市场调节首先要服从计划调节。
第二,森林、草原等植被是生态系统的核心。为保证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恢复生态平衡,有必要利用计划手段,由政府提供各种优惠措施,鼓励植被遭到破坏的地区,退耕还林、还草,蓄洪区退耕还湖;发展生态林和经济林,进行生态建设。改革资源的产权制度,明确资源产权,促进资源的保护、恢复、建设和合理开发、利用。
第三,利用计划手段调节生产,实施清洁生产战略,减少各种废料的排放,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调整产业结构,限制大量消耗资源与能源的汽车、空调产品和产业的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世界的1/4,而能源消耗占世界的3/4,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拥有大量的小汽车,需要消耗大量的石油产品。如果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都普及家用小汽车,世界能源还能开采多久?
调节生产,大力发展资源消耗低的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产业和服务业,建立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这些产业赖以依靠的知识和人力资本是可再生资源,同时又具有收益递增的效应。它们的发展,,不仅使经济发展建立在知识、劳动力资源等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降低了自然资源的消耗,而且拓展了产业发展的空间,提高了就业水平,有利于公平分配收入。
调节生产必须大力发展水电、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降低非再生能源的比重。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生物技术和生态农业。通过生物技术代替化肥、农药,即利用生物固氮或生物肥料供给作物肥料,用生物技术控制、防治作物病虫害。发展生态农业,使农业生产充分利用土地、水、光、热资源,实现农业资源的多层次综合利用和农业剩余物的再循环利用。生物农业和生态农业不仅为人类提供无毒无害的绿色产品,而且能为工业提供生物质能源(酒精、甲醇等)和生物质原料,满足部分工业对能源、原材料的需要。生物农业、生态农业将因为它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绿色产品,成为21世纪最有希望的新兴产业、主导产业。粮食危机也将化解,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将大幅提高。农村、农业将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衰败颓势中扭转过来。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贸易提供各种技术服务和人才培训的新型城市——农商城市,将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最具活力的聚集经济体之一。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在新的产业基础上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三,利用计划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和消费。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各国对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是不平等的。而地球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如果人类对资源和财富占有不平等,现有的资源永远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尤其是贫困人口的需要。通过计划手段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既能满足全人类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又能抑制人们对财富的无止境的追求,抑制人们对资源、环境的掠夺和贪婪。
资本利益主导下的消费模式,是浪费资源的高消费模式。在这里,人们拼命地追求享受,追求物质财富。消费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在这里,消费是为资本的扩张、市场的开拓服务的。特别是当社会需求不足时,各国政府会用凯思斯主义的政策,来刺激消费、启动需求,而不管消费的对象是否必要,是否浪费资源。消费充分体现着资本的利益。利用计划手段调节消费,首先要转变以物质财富为中心的消费观念,用经济手段抑制汽车等高耗能、高耗材产品进入私人消费领域,使人们满足基本的衣、食、住、用消费后,高层次消费转向资源消耗少、节能型的服务消费,发展能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个人能力和素质的教育培训消费、医疗保健消费、体育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将个人的消费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结合起来。
四.实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开发
造成全球资源、环境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工业革命以来人口的爆炸性增长。随着产业革命的扩散,物质财富的增加,食物、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近二百多年来,世界人口,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人口快速增长,对全球生态系统形成日益巨大的压力。
据统计,世界人口在20世纪的100年里,人口翻了两翻,达60亿,现在每年仍以8000万至9000万的速度增长。至2025年,世界人口将超过80亿;到2100年,可能超过149亿。人口的急剧增长,必然超越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加快资源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的到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资本、技术缺乏,传统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大,贫困人口多,只能依靠简单劳动、传统技术和小片土地生存,直接依赖自然界提供食物和燃料。结果,毁林造田、滥砍滥伐、过度放牧、过度捕捞,对森林、草场进行掠夺式开发,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导致森林消失、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草场退化,物种锐减,水产资源枯竭,形成人口增长、贫困和生态退化之间的恶性循环。
因此,必须通过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规模控制在资源与环境可以承受的极限之内。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医疗保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人口的质量;通过扶贫开发,消除贫困与生态的恶性循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
总之,世界经济和人类生存面临的危机表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制定积极的、全
面的、有远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要有有远见的科技发展战略,还应有政府的计划调节、对人口增长的控制等。显然,西方世界即使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和法律手段消除市场运行的外部性,减少环境污染,却不能摆脱资本利益的束缚,限制生产、限制不合理的高消费,实现资源总量的计划调节和代际公平配置;而盲目相信市场机制和科技进步能自动解决资源代换,证明它们是何等的消极、短视:一旦技术进步不能解决资源替换、能源替换的问题,危机就会爆发。美国政府在对待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上的立场,说明它只服从于大资本的眼前利益,没有长远的眼光,也证明西方世界无力解决工业文明的危机。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否定市场调节配置资源的优点的同时,坚持对经济发展实施计划调节。面对21世纪的危机,我坚信,中国政府,也只有中国政府,能够超越私人资本利益的束缚,有能力担当起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C. 中国应该怎样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国际方面
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突飞猛进的科技发展有利于我们集中精力加强经济发展,这是机遇。但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上的差距以及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国带来了挑战。另外霸权主义也不愿意看到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崛起,我们还面临着霸权主义在政治,经济, 军事上的压力,为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快发展,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聚精会神谋发展,增强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
个人方面
青少年要关心国家大事,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支持并投身改革实践,要认真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掌握过硬的本领,长大后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要不断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使自己成为“四有新人”。
D. 我国如何应对当今复杂的国际战略环境和战略格局
1、把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适应新的形势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主权和安全,作为我们新世纪国际战略的根本基点。
2、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和文明三种新秩序,作为我们新世纪国际战略的基本主张。
3、把积极发展同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改善和发展大国关系,建立均衡、稳定的世界战略格局,作为我们新世纪国际战略的基本布局。
4、把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趋利避害,积极参与经济和科技全球化进程,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作为我们新世纪国际战略的重点。
5.利用外部环境机遇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我国一方面要认真研究国际经贸规则的变化,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高新环境下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和自贸区谈判进程,推动创新合作机制的建设。
6. 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促进优化发展环境。全球问题凸显是战略机遇期内涵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气候变化关系人类命运全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从转变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上进行深刻变革。这不仅涉及发展的诸多问题,而且涉及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刻不容缓。
世界经济的深刻调整和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都需要加强并改善全球治理。为此,一方面需要推动现有国际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新的治理机制,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规则。这既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又为我国发挥积极作用参与新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机遇。
7. 积极主动应对挑战 有效维护战略机遇。维护一个长期和平的环境符合我国根本利益。但是,和平环境不是自然生成的,它需要积极主动地应对各种挑战。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是中国主动营造和平环境的重要举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此外,创建和平发展环境涉及的领域还很多,比如,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维和,扩大参与的规模,加强海外利益攸关区国际安全合作,维护海外利益安全。我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兵国和出资国,将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当前国际战略环境和战略格局的主要表现
1、以持续恶化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和广泛的社会及区域动荡为标志,全球化进程在释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红利的同时,也累积和深化了各种时代矛盾和巨大危机,在全球大变动的时刻和世界性危机中,全球化的消极倾向正在吞噬它的积极成果,人类社会处在前进抑或倒退的十字路口。
2、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中华民族在复兴道路上所取得历史性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期待、疑虑和防范。
3、国际力量和格局旧的平衡被打破,世界各主要战略力量为修复和建立新的平衡进行着激烈的博弈,而这种再平衡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瞄准的是平衡中国。
4、世界地缘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这个重心转移所产生的众多发展机遇和安全挑战,呈现出向中国周边区域聚拢的态势。
5、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经济面临结构调整,社会面临发展转型,国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而以往相对宽松和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却开始出现收紧的趋势,中国在国际社会日益被居中、被当成矛盾的焦点。
E. 中国如何应对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战略格局
我们中国在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战略格局,我国应看清现状并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应对挑战,有效维护战略机遇。
1、利用外部环境机遇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世界经济的中低速增长新常态并不是一种静态,而是一种动态。
危机是“创造性破坏”,它会消除落后产能,推动新产能发展。蓄势待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包括以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的“互联网+”经济。
以创新技术研发为驱动的新能源变革,以构建国内和跨国互联互通网络为基础的综合发展,以绿色理念推动的新生活方式,以及分享经济、3D打印、智能制造等。
这些产业将改变以往经济增长的方式,逐步生成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
以变革与创新为驱动,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新环境,是利用好新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重要途径。
2、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促进优化发展环境
全球问题凸显是战略机遇期内涵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世界经济的深刻调整和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都需要加强并改善全球治理。
为此,一方面需要推动现有国际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新的治理机制,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规则。
这既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又为我国发挥积极作用参与新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机遇。
3、积极主动应对挑战 有效维护战略机遇
从国际安全环境看,尽管和平仍然是时代主题之一,但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维护地区和世界局势和平稳定的任务仍面临诸多挑战。
维护一个长期和平的环境符合我国根本利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是中国主动营造和平环境的重要举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打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对抗冲突陈旧逻辑的重要方式。
(5)中国该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复杂化扩展阅读:
国际间战略利益的矛盾及其发展;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与配置;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及其斗争、制约、合作的态势;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以及战争威胁的性质和程度等。
国际战略环境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国际条件,对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有重大的影响,并决定或制约着一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对象和敌友关系以及采取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任何一种战略,都是依据一定的环境条件而提出来的,在实施过程中都要受到这种环境条件的制约,因此,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分析和判断,是制定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特别加以重视的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
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各主要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战略利益关系入手,较系统地考察一个较时期内国际战略格局的状况和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趋势,综合分析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各种国际化条件,判明本国遭受威慑的可能、方向、性质和程度,才能提出正确的战略对策。
F. 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应该坚持什么的对外政策
我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定型了,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
对世界提出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G. 中国当前面临的复杂国际形势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
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美欧、美俄之间因伊拉克战争出现的矛盾有所缓和,虽然双方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并未消除;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在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地区性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其一,不同程度地破坏甚至摧毁了有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环境。其二,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环境。其三,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霸权主义仍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美霸权主义在伊拉克虽遭受挫折,但元气未伤,其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势头仍将延续相当一段时期;当今世界多数热点问题,如伊拉克战争的各种后遗症、巴以冲突的持续和升级、朝鲜半岛形势的紧张,虽涉及各种复杂因素,但从根本上说都与霸权主义干预密切相关
(三)、国际恐怖主义反弹强烈,国际反恐斗争形势严峻。
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已成为国际社会一大公害。近年以来,国际反恐形势出现若干新动向。首先,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袭击规模扩大。西班牙、俄罗斯等地先后遭受严重恐怖主义袭击,举世震惊。
(四)、全球性军事战略深入调整。
当前,世界上一些军事大国正在进行二战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军事战略调整。其主要目的就是增强军事实力,强化军事力量在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中的职能作用,谋求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占据优势地位,争夺在二十一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
总体来看,国际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对于中国的发展还是利大于弊的。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世界目光,2008北京奥运会、2010上海世博会,都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加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与中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国与国之间既存在摩擦、更存在依靠。美国、日本的重要贸易伙伴中,中国就排在前列。
对我国来说,对当前国际形势进行评估,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国际环境对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影响。这既涉及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也涉及到对当今世界长远变化大势中一些深层问题的认识。
H. 受疫情影响,在国际格局演变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如何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
第一,应时势变化选择并实施契合本土情境的治理范式。通过梳理疫情期国际治理范式,我们发现,成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契合当地实际的治理模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对治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后疫情”时期,如何基于社会治理新要求,设计“平战结合”的治理模式,以有效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公共卫生事件,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社会治理实践议题。防控实践表明,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实践既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亦需要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的广泛参与。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现实,社会治理实践的演化趋势以及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既需承担居于中心的“元治理”(Bell and Hindmoor, 2009)角色,也需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尤其是鼓励专业组织与专业人士参与疫情防控与社会治理。因此,在有关疫情防控等事务的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之框架设计层面,需要打造“强政府”与“强社会”有机结合的治理框架。毋庸讳言,社会治理中的“强政府”角色容易实现,但时下“强社会”角色亟待加强。这一点可以在疫情防控中专业组织和人员力量严重匮乏等问题中得到充分印证。可以说,积极培育专业化社会组织,不断提升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水平,是“后疫情”时期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类似公共卫生事件,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落实的工作之一。
第三,依据当前疫情发展实际,中国可以适当借鉴“国家中心关系型”治理模式。该模式下,国家由于其“元治理”角色,能够通过资源配置和政策偏好影响其他治理参与者,而自然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这在疫情防控中得到充分体现。该模式同时强调,社会、市场等非政府型治理主体也要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积极角色。在此次疫情中,大量志愿者和社区网格员的参与,充分彰显了社会力量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治理主体中,政府要与社会组织、市场参与者建立互动反馈的“关系型”合作机制,使后者在治理中扮演必要的角色。综上,“国家中心关系型”的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国情,有助于国家、市场和社会形成一种“多元协作”的关系型治理模式,从而有效提高政府公信力,提高疫情防护水平和社会治理水平。
第四,为保障“后疫情”时期“国家中心关系型”治理模式的有效运行,有力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类似公共卫生事件,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需要建立必要的多元化制度保障。一方面,可以通过立法等手段,在制度上保障社会、市场等力量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应转变行政管理思维,强化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理念,营造多方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良好氛围,从非制度层面为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必要的氛围支持和平台支撑
I. 我国如何应对复杂的周边环境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更趋复杂 九一一事件后,中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固然中美关系因反恐而增加了新的合作基础与合作领域,合作气氛渐浓;固然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形象日益凸显,或者有可能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但无庸置疑的是,九一一事件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尤其是周边安全环境更趋复杂。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态势得以迅速推进与强化。过去人们一直也在说,美国在构筑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但总觉得这个包围圈还不完整,还远没到位。 九一一事件后的今天,再检索美国近几个月的战略部署, 们会发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已经赫然成型。环太平洋的对华遏制链条是既有的基础,而在过去美国难以立足的南亚、中亚地区,也就是中国的西部、西北和西南部边界外,美国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投棋布子。北约东扩已直抵中国西陲,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已是事实,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已然进行。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反恐战争的旗号下,已经在事实上推进和强化了对华战略遏制圈。 日本借鸡下蛋,力图冲破重重限制,继续推进军事大国战略。 近来,以支援美军在阿富汗展开战争为由,日本紧锣密鼓地在法律程序上实现了海外派兵的新突破。短短十多天,日本众参两院先后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特别是第一项法案扩大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开辟了战时派遣自卫队的先例,放宽了自卫队的武器使用标准。这是二战后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战争时期开赴外国领土的第一个法律。与此同时,日本政坛要求修改和平宪法的呼声也有所高涨。而和平宪法一直是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最后也是最大的瓶颈,不能向海外派兵一直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有力防线。如果日本趁乱局而挣脱束缚,那将是未来东亚与世界和平的真正隐患。 美国展开反恐战争后,中国周边许多地区随之陷入变局。阿富汗是中国的西部邻国,尽管中阿之间有高山阻隔,但阿富汗战局发展及战后安排也直接关乎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而这些目前还都是未知数。从南面看,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事给南亚战略格局,特别是印巴关系投下了不小的变数,印巴都是中国的邻国,印巴关系的演变,印巴两国外交政策的演变都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中国的周边有不少穆斯林国家,也有不少国家的国民信仰伊斯兰教,随着美国在阿富汗战事的推延,这些国家的国内政局和社会稳定都面临一系列问题。而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加强,国际事务往往影响国内的社会稳定,国内事务也往往成为地区动荡的渊薮。所以,中国当前面临的周边安全角势是异常复杂、多变而严峻的。重大对外投资决策应信息公开充分论证严格监督人大审批 必须立即改变目前对外投资暗箱操作掩盖内外勾结的严重状况,重大对外投资(尤其金融投资)决策应信息公开,充分论证,严格监督,人大审批。 实行积极自救的经济措施 1.安全稳妥管理现存外汇,建立价值资源(保值的战略资源)储备。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继续发展,美元必加速贬值,从而使 巨额外汇储备套牢亏损程度不断增大的险恶形势下,保持住所剩最后三千亿美元财力储备对稳定经济极为重要. 2.央行将 最宝贵的600吨黄金储备全部运到美国存放,这是 金融安全的重大隐患。当此 金融风险空前严重之际,应尽早运回这600吨黄金,稳定金融! 3.盘活套牢在美国长期债券上的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对 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在当前美国金融风险空前巨大的情况下,首先应设法减少 美债风险,应抓住美国政府接管两房使其暂稳后的一段时机尽早全身而退。也争取在无大损失的情况下将 所持美国非政府债券尽早都置换成安全资产。4.积极救自己的股市,重新严格外汇管制。 股市仅半年多暴跌超过七成,为国际资本廉价控制 经济命脉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为防止西方国家趁机实现以其金融泡沫置换 实业,政府不仅应立即救市,而且应严厉惩处内外勾结,以各种手段(包括政策手段)蓄意制造股灾洗劫人民的犯罪行为。没收一切违法所得并处以大倍数罚款。以实际行动为股市立法立规。经济结构调整最该优先解决的问题是将出口减少后那部分“过剩”生产能力和就业者转变为为国内生产。并消除因 巨额财富外流损失所产生(并将延至今后恶性发作)的通胀危胁。 这在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须作出如下重大政策调整。 1.减轻企业税负2.扩大对瓶颈产业和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3.消除国内商品流通障碍 降低流通成本扩大市场规模4.建立主权信贷 出口以人民币结算5.尽快纠正过度开放,以保持自主宏观调控能力,形成宽松货币环境并抑制通胀。6.严肃法纪加强监管 建立公平高效的资本市场。 =======【希望可以帮助你】
J. 试述我国如何应对当今复杂的国际战略环境和战略格局急急急,在线等。
1、把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适应新的形势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主权和安全,作为我们新世纪国际战略的根本基点。
2、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和文明三种新秩序,作为我们新世纪国际战略的基本主张。
3、把积极发展同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改善和发展大国关系,建立均衡、稳定的世界战略格局,作为我们新世纪国际战略的基本布局。
4、把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趋利避害,积极参与经济和科技全球化进程,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作为我们新世纪国际战略的重点。
(10)中国该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复杂化扩展阅读:
国际战略环境的影响因素
国际间战略利益的矛盾及其发展;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与配置;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及其斗争、制约、合作的态势;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以及战争威胁的性质和程度等。
国际战略环境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国际条件,对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有重大的影响,并决定或制约着一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对象和敌友关系以及采取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任何一种战略,都是依据一定的环境条件而提出来的,在实施过程中都要受到这种环境条件的制约,因此,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分析和判断,是制定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特别加以重视的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
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各主要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战略利益关系入手,较系统地考察一个较时期内国际战略格局的状况和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趋势,综合分析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各种国际化条件,判明本国遭受威慑的可能、方向、性质和程度,才能提出正确的战略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