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技是怎么来的

Ⅰ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现代科技事业是如何开创的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现代科技教育体制开始建立。继来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启蒙。同时，大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科学家纷纷在中国建立科学社团，以及设立高等院校中的理、工、农、医等学科和院系，使现代科学技术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

Ⅱ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1、新中国成立后，大小军阀和反动派归于失败，国家开始进入和平时期，没有了战乱，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归来，贡献自己的才智，报效国家。
2、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系统地领导和组织我国科技的发展，对科技人员的爱护和尊重。
3、经过一百多年的战乱，国家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工业萧条，为了建设新中国，就必须要有科技，也是国家建设地紧迫需要。
4、改革开放后，对外交流广泛，科技技术层面也是如此，互相交流与学习，跟踪国际尖端的科技，并制定了一些列国家科技发展的计划（比如863计划等），国家也对科技领域加大了投入，到现在，才有我国科技成果井喷式的发展。

Ⅲ 中国的科技是自己研发的吗还是买来的

中国的科技是自己靠自强不息的精神研发出来的，但也离不开对外国的借鉴，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买了的吧

Ⅳ 中国的科技靠什么

中国自定义了"科技"一词，这个词的含义是混乱的，除了通常的science之外，还包括tech,engineering,instry等等等等各方面内容。说中国先进的时候，大部分情况指的是instry，在science,tech,engineering等方面都不强。而诺贝尔奖只和science有关，它不评价instry的内容。

Ⅳ 我国科技发展从古至今经过了怎样的历程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历史地位。它的发展从远古时代原始积累，春秋战国奠定基础，两汉、宋元两次高潮，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提高和随唐五代的持续发展，至明万历以后虽比诸同时期的西方已经大为落后，但仍有缓慢进展，也出现了一系列集大成的着作，传统科学思想从高峰走向总结。

综观整个发展历程，16世纪以前的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正是我国古代的科技先驱辛勤耕耘、善于观察、长于思索、勇于探究，注重整合、联系实际的产物，闪耀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马克思就曾经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页第 427页。）

而今天众多着名科学家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珍贵价值的重新肯定，必将使之在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中显示出东方智慧的新的转移与新的实现，这种情况在一些学科已初见端倪。深信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世纪里对人类文明再次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我国古代社会从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清末，凡4000年，一直绵延不断，既不曾发生过像罗马帝国那样中断无继的历史悲剧，也不曾经历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就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世代相传、连续积累，并在这个基础上走向自己的巅峰。

世界着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把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重要科技成就作为纵线，世纪年代作为横线，制作了一幅科技发展的示意图，它清楚地表明：无论是以前4000年，还是近50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稳缓地前进”。

他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还指出：“我常喜欢用一种相对来说缓缓上升的曲线来说明中国的演变，显然这曲线比欧洲同一时期，譬如说公元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的演变过程的曲线上升得高，有时高得多。”（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第65-85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56年版。）

我国四川大学周仲壁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周孟璞两位先生在《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初探》（注：《自然杂志》13卷11期第333页。）一文中也以中国的自然科学大事、西欧的自然科学大事和着名科学家的人数作为纵坐标，世纪年代为横坐标，制作了三条增长曲线，从中国的那条曲线看，同样显示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增长是缓慢而连续的。

然而，在4000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春秋战国、两汉（尤其是东汉）与宋元（尤其是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外因素又都显示出阶段性的高潮。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奠基时期，也是第一次大发展时代，由于新兴封建制度优胜于奴隶制度，其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早期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古希腊。

春秋末期出现了块炼铁渗碳钢，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白口铁处理技术，这些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一个突出的标志，正是它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农业，战国末年写成的《吕氏春秋》，其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称得上是这种农业科技的论文开端。

以都江堰、郑国渠两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展现出为农服务水利工程设施的空前发展。《考工记》中生产工具、乐器、建筑、交通运输、皮革制造、染色、乐器、玉器等36项专门实用工艺技术的记述，显示了这一时期手工业内部的细密化及其技术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它记载了大量实用力学知识，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墨经》中包含有关于力学、光学、声学、几何学、逻辑学以及对物质结构的猜测等科学成就，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几何光学着作，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比欧几里德几何光学要早百余年。

同时，它也是古代力学与光学论说的代表作，“力”概念的提出，光直线传播思想的揭示，使这部着作更增添了亮丽的光彩。可以这样说，《考工记》与《墨经》一起作为我国古代经验科学出现的标志，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将生产、生活实践中取得的丰富经验进行抽象概括的成果。

在数学、天文学与历法方面都有了广泛的发展与进步。十进位值制和筹算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为后世具有中国特色的计算数学体系的形成确定了基础。有关天象观测的记载详尽准确，即使在今天仍不失为天文研究的宝贵历史资料。

在地学方面，《山海经》、《禹贡》、《管子、地员》等着作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的地理知识已从地理资料的积累，上升到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与区域对比，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

医学方面，以《黄帝内经》等着作为代表，以人体器官整体观、阴阳五行论与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以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的研究与实践为重点，兼及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诸多方面，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的最初基础，并在临床上显示出杰出的贡献。

我国人民寻求对自然界物质本源的认识，继五行、阴阳说之后，元气说与原子论是两大发展线索，它们的确立都分别肇始于这个时代的荀况与墨翟。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期，一方面，由于科技本身经过了春秋战国的长期酝酿、积累和实践，到这时达到了量变足以引起质变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政治上的统一与安定，经济的恢复与持续发展，为科技活动和科技新高潮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它呈现出科技人才辈出，科技着作大批问世，科技成果辉煌，科技对生产的渗透与协调日益显着等诸多特点。

《九章算术》以及《周髀算经》的成书显示出以算盘为计算工具的独特数学体系的形成，形数结合，数学算术化是其特征。今天，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算术化倾向于现代数学中的作用已日渐显着，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正相融合，为此它将重新焕发青春，以崭新的面貌重现，在数学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可以预期的。

历法已确立了我国后代历法体系、规范和基本内容的原始框架，而以张衡为代表对天文仪器的研制和对天象的观察与记录以及论天三家为代表的宇宙论则形成了中国古代天文的固有传统。《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它为后世本草学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医疗原则，而且大为充实了中医药体系的内容，更加切合医疗的实际应用。《汜胜之书》可以说是对农业知识的总结。

《论衡》、《淮南子》、《淮南万华术》、《周易参同契》、《尔雅》等书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学在生产技术方面，成为我国古代传统特色的主要技术，像冶铁、纺织机械、农具制造、造纸工艺、漆器工艺、船舶制造等都已出现，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像赵过的铁脚耧车、杜诗的水排、梯级船闸设计的原理与方法、木结构建筑风格、竖炉冶炼法、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地图等等都是突出的成果。造纸术更是汉代一项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牛耕的推广与代田法、区田法耕作制度的创新，则在当时条件下起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以王充为代表的元气论与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说的对立与斗争，是我国科学思想史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即使后者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考察也有其值得吸取的精华。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又一高潮时期。

我国的科学技术自两汉而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和提高，到隋唐五代技术发展，并呈现一股继续高涨的趋势。前者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可以刘徽与祖冲之的数学、裴秀与郦道元的地学、贾思勰的农学、王叔和、皇甫谧与陶宏景等的医药学、葛洪的化学等为标志；

后者主要有李淳风、一行等的天文学、李淳风与王孝通的数学，孙思邈的医药学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人论与宇宙观等。这种趋势困宋元时期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理学形成、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得到强化。统治阶级为满足自身、政权和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多方面需要，通过完善教育体系。

举行多元化考试，奖励发明创造和培养扶植科技人才等措施，助长、推动和促进了科技的发展，而安定与富裕的社会环境和发达的出版业则又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求索物理，格物致知，怀疑、探索、创新的学风催促知识分子中具有务实思想的人考察和研究自然事物以及如何使之有利于国计民生。

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也加速着科技的发展。这一切使宋元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论天文、地学、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均有突出成就。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标志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的出现或大规模使用均始于北宋，以沈括、苏颂、郭守敬、李冶、秦九韵、杨辉、朱世杰、赵友钦、毕升、王祯、李杲、李诫、曾公亮等为代表的科技名家辈出，硕果累累。

以《梦溪笔谈》、《营造法式》、《四元玉鉴》、《武经总要》、《王祯农书》、《革象新书》等为代表的科技着作纷纷面世，正是诸多尊敬的科技前辈先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将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数学四大家为代表，使宋元数学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各种天文观测仪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它的发展高峰。沈括在磁学方面的成就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学派和相应的医学流派使中国医药学得到全面发展。

杜绾着《云林石谱》的出现，反映了矿物学在宋代已较前有了很大进展。在这些学科发展的同时，诸如水利、冶金、印刷、瓷器、机械制造、建筑、纺织、交通工具、兵器等方面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以张载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自然观和以沈括为代表“验迹原理”和科学方法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无疑是哲学和科学发展到北宋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对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朱熹的理一元论的自然观对当时科技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明清时期虽相对于前发展势头明显下降，但这一阶段问世的一些着作，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育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与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都分别显示其集医药、乐律、农业和地学大成的特点。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更是一部网络全书式的科学技术着作，不仅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世界科技史上光彩夺目的瑰宝。王夫之、王廷相、戴震的元气本体论使张载的自然观更臻完善和具体化。明末清初中西科学成就交融与会通的起步以及清代传统科技仍然缓慢推进也是清晰可见的。

Ⅵ 中国科技迅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对科技事业的大力扶持是中国科技迅速发展的原因。

1949年11月，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作为新中国的主要政府研究机构，并在随后的几年里陆续成立了中国科协、中国气象局、国家地质部等科学技术协调与研究机构。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新中国的建立，激发了大批海外学子的殷殷报国心。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的着名数学家华罗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国外的终身教授职务和优厚的生活待遇，毅然回国。

在此期间，科技事业得到迅速发展。1959年，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人提出了"陆相生油"理论，打破了西方学者的"中国贫油"说；1960年，物理学家王淦昌等人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1965年，生物学家们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6)中国的科技是怎么来的扩展阅读：

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进展

中华民族的科技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为人类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并且在16世纪中期以前一直处于世界科技舞台的中心。早在距今3300多年以前的甲骨文中就有有关日食的记载。

距今2500年以前的战国时期问世的《考工记》准确地记载了六种不同成分的铜锡合金及其不同用途。公元1世纪初期的西汉时期，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公元105年左右中国科学家蔡伦又改进和提高了造纸技术，从而使造纸技术在中国迅速推广开来。

公元3世纪左右，中国人发明了瓷器，这一技术在11世纪传到波斯，由那里经阿拉伯于1470年左右传到意大利以及整个欧洲。

到唐朝，中国科学家发明了火药，并在公元9世纪首次将其用于战争之中。在11世纪中期的宋朝，中国科学家发明的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Ⅶ 什么科技是中国发明的

一、指南针

指南针，古代叫司南，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的磁针，磁针在天然地磁场的作用下可以自由转动并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北磁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

指南针的发明应当是在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中，慢慢地改进的结果，而不同时期的形式，应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唐代堪舆家的活动相当活跃，并开始强调方向的选择，寻找比磁勺更方便的指向器成了当务之急。于是指南铁鱼或者蝌蚪形铁质指向器及水浮磁针应运而生。

活动于唐开元年间（713—741年）的山西堪舆家丘延瀚，被后世堪舆家推崇为堪舆术三针（正针、缝针和中针）中最早出现的正针法的创始人。

二、造纸术

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纸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杰出的发明创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上等蚕茧抽丝织绸，剩下的恶茧、病茧等则用漂絮法制取丝绵。

远古以来，中国劳动人民就已经懂得养蚕、缫丝。秦汉之际以次茧作丝绵的手工业十分普及。这种处理次茧的方法称为漂絮法，操作时的基本要点包括，反复捶打，以捣碎蚕衣。这一技术后来发展成为造纸中的打浆。此外，中国古代常用石灰水或草木灰水为丝麻脱胶，这种技术也给造纸中为植物纤维脱胶以启示。纸张就是借助这些技术发展起来的。

三、火药

火药，顾名思义，可由火花、火焰等引起剧烈燃烧的药剂。据《范子叶然》的记载，春秋时代中国就已经用于民间民生应用，范子计然说“硝石出陇道”。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是在适当的外界能量作用下，自身能进行迅速而有规律的燃烧，同时生成大量高温燃气的物质。

唐朝末年,火药已被用于军事。唐昭宗天佑元年(904年)杨行密的军队围攻豫章,部将郑 (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带领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这里所说的(飞火),就是(火炮),(火箭)之类。(火炮)是把火药制成环状,把吊线点燃后用抛石机抛掷出去;火箭则是把火药球缚于箭镞之下,将引线点燃后用弓射出。到了宋代,战争接连不断,促进火药武器的加速发展。

四、印刷术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四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朝，并在唐朝中后期普遍使用。宋仁宗时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宋朝虽然出现活字印刷术，但并未普遍使用，而仍然是普遍使用雕版印刷术。

中国的印刷术，源远流长，传播广远。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它随中华文化的诞生萌芽，随中华文化的发展演进。如果从其源头算起，迄今已经历了源头、古代、近代、当代四个历史时期，长达五千余年的发展历程。

早期，中国人民为了记载事件、传播经验和知识，创造了早期的文字符号，并寻求记载这些字符的媒介。由于受当时生产手段的限制，人们只能用自然物体来记载文字符号。例如，把文字刻、写在岩壁、树叶、兽骨、石块、树皮等自然材料上。

五、地动仪

地动仪是中国东汉科学家张衡创造的传世杰作。张衡所处的东汉时代，地震比较频繁。张衡对地震有不少亲身体验，为了掌握全国地震动态，他经过长年研究，终于在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发明了候风地动仪，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架地动仪。

张衡所处的东汉时代，地震比较频繁。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自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到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的三十多年间，共发生了二十六次大的地震。地震区有时大到几十个郡，引起地裂山崩、房屋倒塌、江河泛滥，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张衡对地震有不少亲身体验。为了掌握全国地震动态，他经过长年研究，终于在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发明了候风地动仪──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当时利用这架仪器成功地测报了西部地区发生的一次地震，引起全国的重视。这比起西方国家用仪器记录地震的历史早一千七百多年。

Ⅷ 中国科技哪里来的

狗屁的刚开始仿造，中国四大文明古国你可以想一想，中国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这都是刚开始仿造的？

Ⅸ 简介《中国科技发展史》

夏商周时期：

夏商周时期奠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雏形。这时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器的铸造冶炼技术非常高超。这时也出现了原始的瓷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这时中国广泛使用铁器，同时还出现了炼钢技术和铸铁柔化技术。

秦汉时期：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制的巩固，中国古代的各个科学技术已经趋于成熟。《九章算术》确定了中国古代的数学体系。造纸术已被发明并且得到了重大改进。长城的建造体现了中国当时建筑技术的发达。张衡发明候风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

农业上，轮作制已经确立。《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两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出现了着名的科学家。刘徽、祖冲之、张子信对数学和天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创造了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基础理论。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标志着农学的成熟。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丰富了中医学体系。葛洪在炼丹上的研究，对原始的化学做出了贡献，马钧在机械制造方面的成就代表了中国古代机械制造的水平。

两宋时期：

两宋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沈括。这时中国的四大发明相继问世，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元朝：

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甚至医学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当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

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着作。1260年，元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

明朝：

明朝科技成就灿若繁星，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涌现了许多名家巨作。

清朝

清的科技有些傲人的发展，干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着作。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着有《医林改错》一书。

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为祖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近代科技：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科学大量传入中国，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竭力地在吸收西方科学成果。

民国初年中国科学社等民间学术社团创立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开始和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为系统地融合到了一起。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产生、1949年中国科学院的成立，使得中国科技研究的发展获得了政府的财力支持。

(9)中国的科技是怎么来的扩展阅读：

社会上习惯于把科学和技术连在一起，统称为科学技术简称科技。

实际二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要区别。科学解决理论问题，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科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发现自然界中确凿的事实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并建立理论把事实与现象联系起来。

技术的任务则是把科学的成果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科学主要是和未知的领域打交道，其进展，尤其是重大的突破，是难以预料的；技术是在相对成熟的领域内工作，可以做比较准确的规划。

高新科技类：

遥感技术：这是本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探测技术，它从遥远的地方去感觉运动着的物质的映象，借助专门的光学、电子学和电子光学探测仪器，把遥远的物体所辐射（或反射）的电磁波信号接受记录下来，再经过加工处理，变成人眼可以直接识别的图像，从而揭示出所探测物体的性质和变化规律。

超导技术：利用超导电材料的独特性质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的技术，称为超导技术。

微电子技术：运用电子学基本规律，研究各种电子元件、器件设备和系统，广泛地应用于国民经济、国防及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应用技术，就是电子技术。而微电子技术则是电子技术的微型化发展技术。

Ⅹ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背景是什么

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科学都是在其文化背景中发展的。当然,一般地说,科学本身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文化背景是不可分离的。在中国古代,这种情况十分独特,有必要进行专门的探讨。因为古今的科学观念有很大的差别,这种探讨对于科学史研究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研究科学史时,一般是从现代科学出发,通过追溯其产生的渊源或以它"截取"古代文献中的"模拟物"进行研究的。研究中主要采用分析方法,把古人的知识分解为我们要研究的各门学科的成绩。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无法进入古代科学的殿堂。
或许是受到西方科学史学科奠基人萨顿关于"科学史是惟一的可以反映人类进步的历史"的观念的影响,许多科学史着述把科学史表述为一种科学成就的编年史。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也多是这样。不可否认,这种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而且确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发现,这种利用"截取"方法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多以西方现代科学观念为标准,用以"截取"中国古代的有关记载,然后予以现代科学解释。这种方法,当然有其意义。但是如果不考虑中国古人在从事有关活动时自己的目的和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就可能陷入误区:或者把所作的解释当作了中国古代文献中原来就有的东西,由此可以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找出"大批大批的西方要在数百年以至上千年之后直至近代甚至现代才得出的科学成果。更有甚者,竟能在某些中国古代文献中"发现"出现代的前沿科学成果;或者不承认被解释项是解释项的某种特例,从而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趋于极端的观念竟然是在"截取--解释"这同一种方法论指导下得出来的。这提示我们,这种方法有较大的随意性,因而仅采用"截取--解释"这一种方法论原则是难以实现科学史研究的目的的。怎么办呢?应该"在大文化背景下,探讨每一历史现象的存在和意义"。也就是说,认真考察古代科学发展的文化背景,作为对"截取--解释"的互补原则。这对于正确理解、恰当评价古代科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文化背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人文"精神

这里"人文"的含义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彖》)中的"人文"含义:与"天文"即天象等"自然"秩序相对应,意为人事条理。因此"人文"精神的含义是:在中国古人的认识中,不存在一个与主体无关的客观的自然界。就是说,不存在与人事条理无关的认识客体。那么,人们的认识对象是什么,自然而然就指向了主体自身,因而通常进行的认识活动是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因此与源于西方的现在通常理解的人文主义相比较有较大的差异,人文二字应打上引号:"人文"精神。以下为行文的方便,不用引号)。
"天人合一"表述出中国古人认识活动的这一特点--对天的观测也指向了人事,即以人事为认识的出发点和归宿。由于这种"天人合一",可以通过考察天象来认识人事。从现代的观点看,这种天文考察是一种占星术--由天象如月日星的变化来占验人事,但与西方传统的占星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那就是西方(以至于多数外国)的占星术中,把日月星辰以及它们背后的神当作人的命运和人事的最高主宰,它们对人有一种单向的支配作用。在中国古人那里,事情却不是这样,天变不是人间祸福的原因,而是人事顺逆、吉凶的表象:"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汉书?天文志》)。是人间政事的得失,引起天象的变化,而不是相反。天象变化是人事祸福的预兆,其根源是人之所为。人在天象示警之后也不是无所作为的,要由"圣王统理之",即人间的圣主能贯天地人之三道而通之,在天象示警面前可以尽人事的努力(如"修德"、"修政"、"修救"等活动)使人事向好的、有利的方向转化。因此,人们十分注意种种"示警"的征兆,即各种"灾异"事件,古代文献中充满种种论述。
这种人文精神直接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中国古代没有独立于社会一般人事活动(政治、经济活动等)之外的科学活动。如天象观测本应是最"纯粹"的科学活动,但在中国古人那里,认识指向了人自身--观天的目的在于人事:利用天象预测人的吉凶祸福,尤其是预测军国之事--战争的起止、农田的收成、朝代的更替等等。因此,天象观测就是一项颇为重要的人事活动、政治活动而非单一的科学活动。
另一个结果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按现代解释意义下的科学家)一般或绝大多数都是官府的官员。由于他们从事的活动主要是人事活动,在中国古代条件下也只能是由官府组织的活动,只有官员来承担才是可能的。以清代阮元着《畴人传》为例,其中收入的主要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传记,共收入中国275人,西汉至明即西方数学和天文学传入之前收入195人,其中确切指出为"布衣"、"诸生"的只有4人,明确指出官职甚至调转情况的则有163人。这种情况与没有独立于人事活动之外的科学活动是互为因果的。外国研究家也注意到这一点,并且指出,因此中国古代科学也相对具有"官方"性质。
由于这种独特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人对自然的探索往往也指向了人事,所以对一些人们认为与重大人事活动(如军国大事)相关的(现在看来属于)科学活动予以格外的重视(这导致了中国古代科学的政治化),而大多数情况,这种"格外的"重视在实际上往往导致这一活动的式微。
重视并设专门机构研究天文学并培养有关人才的作法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和相应的数学的发展,中国古代天、算学科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得益于此。但由重视而引起的垄断则起着阻碍天、算学科发展的作用,这一作用在明代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元及以前各朝代,虽禁私学"天文",但一般不禁私学"历法",即私人仍可研究历法编算问题,所以一旦朝廷的历算人才缺乏则可由"征召"天下来解决。"司天"机构的官员也不断有调入调出的,"能者居之",所以历法代有发展,到元代编订出相当好的历法《授时历》(1280)。明代是中国封建专制特别加强的朝代,对天文学活动的垄断也升级了。不但禁天文,而且禁私学历算,后来需编历而征召天下时,"卒无应者"(《万历野获编?历法》)。对于官府的天文机构也加强管制,为防泄密,采用了"(钦天)监官毋得改他官,子孙毋得徙他业"(《明史?职官志》)的方法。这两项举措彻底阻断了天文学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从而引起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衰落--有明一代,未尝采用新历,一直用元《授时历》(1280),这与元代之前平均20年编订一部新历法有多大的反差!不断编订新历的原因是一部历法使用一段时间后误差的积累就使之无法再用了,如出现"星失其位、交食不验"等问题。明代历法误差越来越大,交食不验成为朝廷头痛的问题,但由上两举措,已无人能改历了。直到1629年才采用西法编历,不及用明就亡了。可见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确是由于朝廷的极度重视而衰落的。这种情况可称之为"重视"悖论。

二、治术精神

既然中国古人的认识指向作为主体的人自身,中国古代科学认识具有一种以人事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文精神,那么,如何在人事活动中利用科学认识就必然是认识的中心内容了。因而,中国古人在知识论方面表现出功利主义的特色。这种功利主义表现为强烈的务实精神,重实用而不重思辨。孔子即开"实用"之宗:"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从儒家的角度来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生的目标,历来人们在追求这一理想目标时表现出特别重功利实用的精神。
这种精神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使学问"术"化--把学问构建成一个实用的可以谋取功利的"治术"。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重要的文教方针,它不仅决定了后世两千余年的文教政治格局,而且指出,儒家之所以取得统治地位,主要是靠"术"而不是靠"学"。对"经学"的研究目的在于"通经致用",如"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经学历史》)。即意在"术"而不在"学"。有时,为了"致用"的目的,甚至不惜改变经义或伪造经典,更表现出强烈的治术精神。
治术精神是中国古人认识中表现出来的基本精神之一,科学方面也是这样。从现代解释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科学中重实用而轻理论,表现出理论技术化的倾向:一方面,"科学家"们认为科学就是一种可用于天地万物的治术,因而科学就被表述为实用性体系;一方面,科学内容"术"化,理论就包含于技术描述之中。在这种观点指导下,中国古代数学一般被表述为实用性的"应用数学"体系,并以求解各类问题的算法--就称为"术"作为主要内容。数学理论就蕴含于计算技术中。其他科学也广泛渗透着这种治术精神。
治术精神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它使人们认为科学有用,于是得到朝廷的重视得到人们的研究,因而有利于发展,如中国天算农医四大学科的发展都是这样。其次,科学的应用有利于科学成果迅速用于实践,因而有利于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的实践检验,从而促进其发展,促进科学迅速地修正偏差以更符合客观实际。
治术精神对科学发展也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其一就是使人们不注重科学理论的探索。例如,只要能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即可,不探讨事物的因果关系。因此,中国古代科学较少理论成果。其二是科学的发展表现出反复中断的形式,在需要纯粹理论探索的数学的发展中这一点非常明显。如战国时墨子的《墨经》中已给出若干数学概念的定义,若干数学命题的表述,但后来数学发展成实用体系,墨子的数学概念定义、命题表述思想方法中断,未行于世。三国时刘徽注《九章算术》,引入了概念、证明,给出了一个独特的数学证明的理论体系,但据现在所知,他的成果、思想方法在八九个世纪中没有得到继承发展。宋元数学发展到了新的层次,得到许多十分抽象的、与实际应用无关的成果,如一元高次方程解法、一次同余式组解法、高阶插值公式、四元四次方程组、二项展开式系数表等,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果,但元代中叶,却急骤衰落,直到明末西方数学传入之前,中国数学再也没有达到宋元数学的水平。这是数学史上有名的"宋元数学发展中断"问题。这三次抽象理论的发展,今人认为第二次发展是由于魏晋以玄学为特征的新道家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第三次发展则是受到宋元的理学为旗帜的新儒家的理性精神的推动。换个角度看,第一次发展是在"独尊儒术"受到冲击之后产生的。因而可以说,是在"治术精神"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一旦社会又进入规范轨道,社会重又以"治术精神"来审视一切,抽象的理论科学就只好中断了。但"中断"的只是现在看来属于高层次的理论部分,应用的部分并未中断。

三、数术氛围

如前述,中国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认识都指向人事,但天变究竟怎样反映人事,人事活动又是怎样影响天象的?换言之,"天人合一"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合一"是通过什么具体途径实现的?对此,中国古人没有做出回答,也不认为有必要回答,甚至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只是构建了一大批各种各样的操作程序("术")以之来沟通天人之间的"信息",指导自己的行动。这些术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部门--数术。
数术,又称术数或方术。就内容来看,数术有三大类:"预测术"如占卜术和星相术、占星术,"长生术"如医术、养生术和神仙术,"杂术"如各种法术和奇技异能等。
数术的发展是前述"人文"精神得以实施的必然结果,也体现了"治术精神",对中国古人产生过重大影响,可以说,少有完全不受数术影响的人。例如,以反对"天命"说、反对"鬼神"说而闻名于世被人们称为"战斗的唯物主义者",被西方称为"中国任何时代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东汉王充,却是算命术、骨相术的最重要的先驱者,他的"唯物论"和算命术同载于他的名着《论衡》之中。这位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思想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实际上,数术在社会上是无孔不入的,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无论经、史、子、集、志、论、佛家、道家着述,还是碑刻崖凿、民间手抄,都无不含有数术内容。"数术"就是中国古代科学所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氛围。因而中国古代科学与数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典型的,就是《史记?天官书》,它是经典的占星术着作,其中包括大量"灾异"的记录(后世史书中的"天文志"、"五行志"也是"灾异记录"),但也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天文学成果,今人由此认为司马迁是一位着名的古代天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