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如何稳定

1. 如何让中国经济保持高速稳定增长

一、稳定较快地发展国民经济，有赖于处理好经济工作当中的各项关系，真抓实干。
要保持国民经济稳定较快地增长，就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定不移地落实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努力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还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领导工作思路清晰，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团结一心，真抓实干。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上来，统一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统一到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上来，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坚持不懈地做好各项工作。
要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建设，及时为有市场、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企业提供正常流动资金贷款，努力缓解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状况。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加快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推进城市建设要积极稳妥，注意节约用地，控制拆迁规模。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坚持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确立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主体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新型投资体制，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优化投资结构，产业合理布局，提高投资效益。
生产企业要搞好工艺技术升级、产品开发升级、市场营销升级，提高产出效益，大力研发核心技术，提升自主品牌的市场价值，推动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与此同时，还要适时制定、运用好国家的各项投资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工资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有序地平稳发展。
二、调整经济结构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
经济结构调整是指国家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的手段，改变现有的经济结构状况，使之合理化、完善化，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
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包括产业结构（如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的构成等）、分配结构（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及其内部的结构等）、交换结构（如价格结构、进出口结构等）、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等。
经济结构有多重含义：
（1）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来考察，则主要通过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比重和构成来表现。
（2）从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组成和构造考察，则包括产业结构（如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构成等）、分配结构（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及其内部的结构等）、交换结构（如价格结构、进出口结构等）、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
（3）从所包含的范围来考察，则可分为国民经济总体结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企业结构等。
（4）从不同角度进行专门研究的需要来考察，又可分为经济组织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人员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能源结构、材料结构，等等。
结构调整应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
首先，要立足扩大消费调整结构。在处理好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增加投资与扩大消费等关系的前提下，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努力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为此，就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要保持政策连续性，进一步做好 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继续实施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大农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要适应群众生活多样性、个性化的需要，引导消费结构升级。
其次，加快推进致力于结构调整的自主创新。推进自主创新，就是找到了调整经济结构的支点。如何贯彻以科技支撑作为一揽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推动技术改造，加快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大力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都是关系到经济结构调整是否成功的重要环节。
其三，尽快实现全国范围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漂移”。经过统筹规划，使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联手发展。发达地区可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技术支持和项目拓展；欠发达地区可为发达地区提供广阔市场和发展支撑。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漂移”，借机淘汰部分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企业，同时加强企业对科技的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样既能够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又能够推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
我国现存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明显失衡的问题体现在：
第一、产业结构的失衡。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导致了资源、能源的高消耗，温室气体的高排放，对环境造成了高污染。
第二、内需和外需的比例失调。在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下，外需高速增长、内需萎缩；而在内需中，又主要是依靠投资，造成了消费萎缩。就一个大的经济体制来讲，如果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诱发很多问题，比如说外部条件变化，一旦外部消费没法提供，经济就发展就会很困难。
支撑这种生产模式的生产要素有四个方面：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管理和技术创新。高资本投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技术创新不足，都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要不要转型的问题，而是必须要转型的问题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被动式的了。在金融危机之后，出口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时有发生。欧美市场吸纳中国制造产品的能力下降了，出口很难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所以经济必须转向内需，这是被动式的。
第三，投资消费比重失调严重影响经济的内生动力。投资和消费的问题，计划经济时代就注意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解决，但不彻底。最近几年这一情况有所恶化。经济的重化工业化必然是投资高涨，消费受到挤压。从储蓄率来看，在政府、企业、居民当中，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增长得远比居民的储蓄率要快，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呈上升的态势，居民的储蓄呈下降的态势，这是高投资的来源，高储蓄才有高投资，高出口。
第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消费倾向降低。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直接造成消费需求不足。
经济结构的失衡，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的发展，因此来说，对于这些结构失衡就必须扭转。
经济转型的阻力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很难逾越重化工业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经济重工业化，“三高一资”产业处于主导地位，这个发展阶段所具备的特性我们难以避免。但是，中国的特点是，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城市化和市场化程度发展不足，服务业严重滞后，重化工业比重畸高。
第二点、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其实这个很早就存在，在内需中，投资的比重过高，消费的比重过低，而且消费比重处于一个持续下降的地位，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内外需的关系上，我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过度地依赖外需，这对于一个大国经济而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很难再现危机之前出口高速增长的情景，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要加强国内制度建设、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出口部门的产品转向内需。
第三点、政策上的问题。我国一直以来鼓励出口，鼓励加工制造业。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提高了从业者的收入，但也有很多负面效应。我们国家对出口部门的鼓励实际上是建立在比较低的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上，出现了为了出口而出口的现象，客观上就造成了政府鼓励经济结构畸形化的结果。
三、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稳定较快发展，该如何控制好通货膨胀及其预期。
先分析通货膨胀的类型，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国际输入型，还有就是混合型，对于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宏观紧缩政策是有效的，而对于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与国际输入型的通胀，紧缩政策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所以，政府要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而不应仅仅依赖单纯的宏观紧缩政策。“一刀切”的紧缩政策在应对混合型的通胀预期，尤其是在应对成本推动型和国际输入型通胀时，不仅不利于稳定物价水平，还有可能减缓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即导致“滞胀”。
应对通货膨胀，尤其要预防“滞胀”的发生，不能单独采取宏观紧缩政策，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第一，有必要从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转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并重。我国通过采取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利率政策以及调控信贷规模等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来应对通货膨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局限性也很大。货币政策的结构化，会更加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第二，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从紧的货币政策，要分阶段推进，避免急转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采用“松紧搭配”的方式可能更加有效。
通货膨胀预期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很有可能使通货膨胀成为现实。在这种形势下，稳定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就显得至关重要。政府近期的对策是采取结构性措施，增加市场上短缺商品的供给。供给的增加是稳定物价的迫切措施。当某些原材料和消费品国内产量短时期内无法增加更多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储备进口一些国内短缺的商品。只要供给增加了，企业和居民个人的通货膨胀预期就会趋于稳定。此外，政府采取打击商品炒作行为的措施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抑制非正常的需求和有序地增加供给应当双管齐下，而且有序地增加供给相对更加重要。
但在现实情形中，控制通货膨胀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抑制物价上涨的同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作为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难以单独发挥有效作用，必须有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密切配合，调控政策“适”字当头。
首先，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要从反经济周期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100亿建设国债项目重点向三农倾斜，向社会发展倾斜，向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倾斜，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倾斜，向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倾斜。
其次，随着积极财政政策功能转型，货币政策作用相应上升、重要性加强，财政政策将不再担纲宏观调控主力。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导地位转换的背景下，为保证新一轮经济平稳增长，央行应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采取预调和微调办法，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增幅，保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通过货币政策窗口指导，控制投资过快行业的信贷规模，及时传达货币信贷政策意图，引导社会投资预期；必要时，小幅上调贷款利率，抑制投资过快增长。
第三，积极发挥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的作用，努力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增加有效供给。一是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强化对土地使用的审批和监督。二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粮油播种面积。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粮油供求。三是大力加强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交通项目建设应适度超前。四是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步伐，投资权直接下放给企业，加强市场机制引导投资的作用；国家通过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措施，调控企业投资方向。

2. 中国不搞“大水漫灌”稳定全球市场预期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创新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加强逆周期调节，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妥善应对经济短期下行压力，同时坚决不搞“大水漫灌”。
在内外市场压力之下，中国货币政策如何选择，对中国和全球市场都至关重要。
一方面，“大水漫灌”政策是刺激毒药而非救经济良药。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实施的多轮量化宽松（QE）以及欧日经济体的跟随，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就是明证。现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都能从美国“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中找到原因。
另一方面，白宫和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的争吵，以及美联储对降息的谨慎，也凸显前者的政绩功利性和后者对“大水漫灌”风险的警惕性。美联储加息缩表政策被阻断，不得不继续降息以提振美国经济，也折射美国经济并未走出危机周期。
货币政策需要精准施策，合理调节政策阀门，确保市场拥有合理充裕的流动性。
首先，就是明确货币政策主调，稳住市场预期。如央行报告所言，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加强结构调整，将改革和调控、短期和长期、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结合起来，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促进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为实现“六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其次，用多工具手段确保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如通过普遍降准和精准滴灌的方式，释放资金9000亿元，确保资金充裕的同时，保障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资金问题，化解融资难和融资贵的沉疴。除了全面和定向降准，央行还充分运用中期借贷便利、常备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松紧适度，保持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其三，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让贷款利率市场化，打通利率市场化传导渠道。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可以促使银行改善经营行为，亦可通过市场调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其四，通过有效手段防范内外风险。一方面，采取刚性约束措施制止金融违法违规行为，针对性化解金融机构的风险，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央行建立防范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四道防线”，通过货币政策操作稳定市场信心，保持货币、票据、债券等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
此外，中国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力度，尤其通过法治途径给予外资银保机构在华市场更多权益，内外资市场主体享受平权待遇，这给更多外资进入中国提供了法治保障，也给金融市场提供了稳定因子。
年关将近，央行发布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适当其时。毕竟，在全球货币政策追随美国的大形势下，中国央行明确不搞“大水漫灌”，算是给全球货币金融市场筑了一道防波堤。

3. 中国的市场经济究竟存在多少问题，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

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经济秩序的演变、存在问题及政府对策
市场经济秩序就是为保证社会经济系统顺畅运行，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共同约定，即一种上升为法律、法规的经济制度安排。因而，市场经济秩序如何，取决于制度安排是否完善、合理即是否“有法可依，有法能依”；取决于诸如政府、企业、个体等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是否“有法不依”；取决于执法者是否“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市场经济秩序是一个系统性概念，具体由其各子系统，如宏观、微观经济运行秩序、财税及金融市场秩序、商品和要素市场秩序、社会信用秩序、投融资秩序以及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体经济行为秩序等众多方面表现出来，其演变过程也具体为这些秩序的变更历程。

一
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决定》明确了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正式拉开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序幕。这段时期的市场经济秩序是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尤其是十四大后一系列促进体制过渡的政策效应以及三中全会后大刀阔斧进行体制变革的政策效应的综合体现。在三中全会前夕，宏观经济运行秩序绷得很紧，金融秩序混乱，货币过量投放，违章拆借、非法集资、滥设金融机构、擅自或变相提高利率、结算纪律松弛、金融管理混乱；财政赤字严重，税收减免、银行挂帐泛滥，中央财政困难状况加剧；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出现膨胀的趋势；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过快，国家外汇结存下降较多；微观运行中，重点为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部分国企经营困难；工业加速增长，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强化；物价上涨飞快，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之势，社会供需总量失衡。为此，十四届三中全会及时出台《决定》，之后又推出了《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公司法》等政策，意在大力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降低或消除经济体制过渡引致的当前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但《决定》本身的体制转型性特征，使市场经济秩序一定程度纠正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随着财税、金融、外贸、外汇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开始初步确立新型宏观调控体系的基础构架。在财税方面，建立分税制代替财政包干体制，开始运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税制，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部分缓解了中央财政的困难；金融方面，建立了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建立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外汇改革方面汇率并轨顺利，人民币对美元汇价保持基本稳定，同时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部分缓解了前期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但由于经济秩序混乱的滞后效应、法规的不完善以及更多的有章不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人为因素，使得财税、金融秩序混乱局面不能有效根除：在财税方面，一时间又出现了内外勾结骗汇骗税，走私逃税；有些地方政府擅自将预算内资金转为预算外资金，逃避预算监管，大量资金脱离正常运行轨道，私设“小金库”等现象。在金融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非法设立金融机构、高息吸收存款、乱集资、金融机构账外经营，导致银行储蓄存款增幅下降、货币投放明显增多，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一些金融机构把信贷资金违章拆借；有的把外汇转到海外，做金融期货投机生意，大量游资冲击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稳定构成威胁。
在微观方面，转换国企经营机制，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成为改革重点。于是，全国各地大搞建立现代企业试点，但往往过分强调“产权清晰”和探索产权形式，热衷于办股份制公司，办上市公司，只重圈钱，不重经营，或通过“产权交易”将公有财产变成个人财产，而“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 成为陪衬。另外，一些企业伙同诈骗集团造假报关单、假发票，非法套购外汇，大肆骗取出口退税；有的企业开假增值税发票或进行无发票交易，逃避国家税收；不少单位会计弄虚作假，搞“两本账”；有的会计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与企业合谋，搞假审计、假评估，掩盖真相；甚至一些企业搞内部集资入股，把银行贷款抽出来去炒股票赚钱，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十分严重。为此，国家出台《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委派监事会进行监督。另外，对国企进行分类改革，“抓大放小”，通过企业破产、减员增效来解决企业办社会、过度负债的问题。虽然配套建立了包括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制度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实效远远滞后，导致大量人员失业，生活逐渐艰难。显然，这时期市场秩序的恶化，更多地来自于利用职权的经济犯罪活动，因此，反腐败、加大行政监管、司法督查就成为国家调整经济秩序的主要手段。
这几年，市场经济秩序不稳综合表现为物价涨幅过高，通货膨胀严重。其中农业生产滞后、价格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带动了整个价格水平的上涨；外汇并轨及连续几年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快，从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两方面推动了价格上升；而各级政府物价管理放松，对流通领域中的欺诈行为、垄断性涨价以及哄抬物价等现象纠正不力也对物价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为控制物价上涨幅度，政府着重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有效供给；实行适度从紧和量入为出的财政方针以及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等方面下功夫整顿，出现一定成效，顺利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二
十五大前夕，经济实现“软着陆”后，在严格的投资审批和适度从紧的财政、金融政策等调控下，宏观经济大体运行平稳，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随着国企改革、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微观运行秩序逐渐成为影响市场经济秩序的焦点。
国企改革在经历了转换经营机制、分类改革后，重点落到帮助大中型国企的脱困，进行股份制改革。一时间大中型国企纷纷上市，融资似乎成为脱困的唯一方式。结果是企业效益不见提高，但“圈钱”却如火如荼，引发了证券市场的“泡沫”。为此，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出台，以规范股市运行，加强监管，但由于一些权贵人员在其中兴风作浪，操纵股市，“违法不究，执法不严”使得法规效力大打折扣。另外，围绕大中型国企脱困，国务院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解决国企负担过重，实行大量减员；为解决政企分开，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同时决定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建立稽察特派员制度。为解决走私品对国企产品的冲击，组建国家缉私警察队伍。同时，为打掉走私的“保护伞”，决定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与所办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这些措施尽管有助于国企的“松绑”，却给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企串谋创造了条件。在“抓大放小” 的过程中，不仅权钱交易泛滥，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堂而皇之地把大量几乎没有补助的失业职工推向社会，广大工人生活贫困化加剧。为实施再就业计划，地方政府在支持私企发展的同时，在利益驱使下，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牟取暴利的现象异常猖獗，导致市场秩序混乱。
由于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再加上国企改革造成了严重的两级分化，大量职工失业，农民收入低下，消费不足，使得宏观经济平稳得以致于乏力，于是扩大内需就成为经济运行的主题，宏观方面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微观方面以住房、医疗和教育市场化改革来推动消费。由于工资收入低，增量预期萎靡，这种储蓄存量的“压迫式”消费，虽然推动了GDP增长，但给广大农民、工人带来了普遍的心里恐慌。 于是，发财，甚至不择手段，都似乎得到了人们的某种认可，大量假冒伪劣、欺诈拖欠、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风起云涌，不仅引起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而且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除了围绕国企深化改革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市场秩序的因素外，以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为内容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带来了不少干扰。与帮助国企脱困一样，本意是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在加入WTO后抵御风险的能力的改革，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国有粮企行为中，农民不仅未能从中获得实惠，反而又诞生了一批“粮耗子”，造成市场流通秩序的混乱。鉴于社会道德滑坡，法治打击又不力，于是呼唤道德、呼唤诚信，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成为政府纠正市场秩序的对策。但信用体系的建立又必须具有坚实的法律保障，因此，如何健全法制、加强法治就成为稳定市场秩序必须突破的“瓶颈”。

4. 中国市场不欢迎恶意中伤者，如何杜绝市场乱象

首先在我看来，我觉得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来约束一些不法商家的行为。其次，市场上的监管部门应该加大监管力度，对于一些恶意扰乱市场秩序的商家，要进行一个制裁，及时肃清社会氛围，维护基本的市场秩序。

那么到底该如何杜绝这种市场乱象呢？

在我看来，我觉得国家的法律法规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国家应该立即制定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提升相应的行业标准，让一些不法分子无法介入这个行业。再者，我觉得市场上的监管部门也应该加大制裁力度，对于一些恶意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商家，应该进行一定的惩戒，同时及时下架这类不合格的产品，及时止损，避免更多的消费者踩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