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为什么中国的实业将会逐渐消失
因为，中国房地产面临人口结构拐点和高库存重压（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制造业受制于产能过剩、高杠杆和平淡无奇的外部需求，这些都使实体经济背上了沉重的镣铐。
在如今绚烂的楼市、股市泡沫下，中国的实业或将最终逐渐消失。中国持续用货币推动资产价格，将会使实业走向空心化之路。
1、当四万亿开闸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向实业宣判了死刑。这么一放水，本该被淘汰的落后产能被注入了活力，扰乱市场正常秩序，打乱了产业转型的节奏。民营企业和正在转型中的创新企业不是被扼杀在摇篮中就是在半路上被国企绊倒。
2、中国房地产业成功的绑架了中国经济，由于土地价格飞涨，导致土地收益比实体经济带来的收益大得多，每个人把自己的钱从实体经济中拿出来放进房地产业中，实体经济自然会衰落。
3、中国的行政审批多如牛毛，想办个企业，各级领导都有可能阻拦创业者，盖一百多个公章的难度不亚于把企业做强的难度。
4、中国的金融业欠发达。以阿里巴巴为例，当年马云在国内寻找资金，国内的银行都看不起他，到最后找软银和雅虎解决资金问题。
❷ 如何评价实业救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的活动与主张反映了其阶级利益和要求。这一思潮的根本目的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与“民主共和”成为当时两大社会思潮。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发展实业来挽救民族危亡，具有爱国主义的进步意义。在“实业救国”的思潮影响下，民族工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为中国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无产阶级队伍壮大，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起了抵制作用。
w 抵制美货运动与收回利权运动中实业救国论者都是主将。如果没有实业救国论者的积极倡导抵制美货运动与收回利权运动，最终演变为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不可能顺利成功，因此客观上推动了革命。
❸ 如何看待中国当今的收入差距问题
一、中国当今的收入差距问题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差距
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个制度是会拉大收入差距的。
当前社会国有经济的一些垄断企业和一些高利润的行业，都是国营的，其员工和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比一般私人企业的员工的相对高许多许多。这也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
2、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采取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人后农民的政策，采取了汲取较多农业剩余和限制农民进城的措施，使农村与城市存在明显的界限，限制了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人才等各种要素都在向城市流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城市偏向政策致使城市与农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存在着严重的“先天”差异，受着不同的政策支持，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3、 市场机制及管理缺陷拉大了收入差距
市场机制及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所引起的分配秩序混乱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
主要体现在垄断现象严重；有的行政机关把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商品化”，强行向服务对象收费或摊派造成部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等。
4、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扩大了收入差距。
新旧制度的过渡阶段，由于适应市场的一系列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以及新旧体制的摩擦，难免出现法制真空。
政府部门缺乏监督与控制，导致了少部分党政官员、国有领导利用权力寻租，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中存在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现象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二、对应的措施
1、 深化与完善企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
显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全面落实最低工资制度。
较大幅度提高企业职工工资，健全与完善企业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 进一步规范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和职务消费
深化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
2、深化与完善财税体制改革
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
对部分垄断性行业的垄断收益征收特殊行业税
3、扩大社会中间阶层
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必定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间层。
中间阶层是介于社会高层和底层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高层和底层间的冲突就会减缓。此外,中间阶层还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所以它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结构性因素。
4、提高就业水平
充分的就业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消除贫困、缓解贫富差距的必要前提。
目前,下岗、失业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和低收入者水平持续下降的主要因素。这需要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以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为目标进行适当地转变和调整。从根本上为低收入者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奠定基础,从而缩小贫富差距。
5、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是与每一个社会成员利益攸关的大事，是实现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更是保证社会贫困层获得基本生存的关键所在。
实现“收入分配方式”转变就必须从统筹全国的分配入手，让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明显增加。
补充：
收入差距是指以高低收入水平差别或占有收入比重的不同而表示的差距，它是与收入均等相对应的概念。
❹ 谈谈你对近代历史时期实业救国的看法
近代历史，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实业救国是想要通过增加财富的方式达到救国的目的，可以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财富的力量很强大，我们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当时，实业能够发展经济，能够解决一定的就业问题，为积贫积弱的人民谋一份生路。在当时也不乏这在和平时代，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最好的方式。
但是在当时那种战乱年代，无良的政府、丑恶的侵略者、外国的资本力量压迫下的实业，本身发展就极为艰难，更不要谈救国，稍微一个政策的改变，财富就有可能缩水，想要靠实业救国，只会陷入各种夹击当中，艰难生存。这也是在近代，我们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的原因。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民族实业的发展，近代中国的经济恐怕会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所以对于当时的实业家，我们更多的是敬佩和理解。
❺ 如何看待中国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维持中国的稳定
从国际上看，美国希望中国人民币升值，这对中国来说影响出口，所以中国政府采取经济措施防止人民币升值过多。
国内上，由于当今世界处于金融危机，中国的物价和房价会受到外国市场的冲击，所以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来宏观调控，稳定物价，防止过多的通货膨胀。
还有中国刚处于经济蓬勃发展阶段，社会矛盾突出，像贫富差距、地域差距、资源环境问题没得到解决，所以政府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解决。
❻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速显得特别稳定，其他国家不是
这个问题的答案，正经的过于专业，我从个人角度出发谈谈我的看法吧。
首先，经济的发展需要发展的条件支持，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需要稳定，我们国内环境不用说，非常稳定，而且党和国家执政也是不仅稳定而且科学高效，能指示正确的前进方向，只要明确了方向为之努力就一定会有成果的；其次中国拥有全套的工业产业链，能保证生产的稳定与高效，基础设施也很完善 ，常言道“要想富，先修路”路好则经济联系就更容易。中国的教育事业到现阶段也是有很显着的成效，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至于印度，说的太多，做的太少，制定一个计划就能像取得成功一样嗨起来，还有其内部矛盾比较严重，就比如说日本给印度修高铁，因为征地问题没能顺利施工，内部消耗非常浪费资源，印度的GDP算法也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不太好说。
业余人士，一己拙见，凑合看看。
❼ 如何看待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战争之后，就有一段和平期，和平期，没有内乱，无天灾人祸，应该说这样的社会就是社会稳定，在社会稳定期，应该抓住这一时期，进行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区内，生命不保），人心惶惶，经济如何发展。
要利用社会稳定这一机会，做好法律建设，倡导人们学法、遵法、守法倡导人们学习文化，学习知识，学习历史，学习科学技术，掌握尖端技术，高瞻远瞩。 充分利用社会稳定的机遇，研究中国国情、中国版图、中国地理位置、中国环境，思索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出相应举措。
❽ 如何评价和看待国有企业在此次新新冠疫情防控中和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展现出
国有企业在这次疫情当中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❾ 中国怎样才能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1997年末，由于国内一些因素的变化，再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催化，中国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活动放慢的病象。从1998年初开始更进入了通货紧缩，即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的状态。需求不足和产品滞销与企业利润减少和紧缩开支之间互相影响，形成了恶性循环。从1998年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衰退的经济措施。到2000年初，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得到遏制，经济生活中出现了积极的变化，2000年实现了8％的GDP增长。
目前，虽然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对经济好转的性质和深度还有某些分歧，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经济走势出现了重大转机这一点已经没有太大的分歧。在我看来，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分析这一转机的前因后果，以便决定今后应当采取的基本方针和主要措施。而在推动经济转机的原因的问题上，经济学界存在着很不相同的认识，从而对今后的政策着力点有不同的想法。
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促成经济根本性变化的基本原因，是政府在过去三年中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三年中，发行了3600亿元的国债，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和其他方面的投资。再配合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增加了需求，拉动了增长率回升，今后仍然主要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持续稳定的增长。
第二种观点并不否认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扼制经济下滑中的作用，但是认为仅仅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的需求政策并不足以造成经济发展态势的根本转变。中国经济在2000年出现重大转机的原因，从政策层面说，不能仅仅归因为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体的扩张性的需求政策，而应归因为需求方面和供给方面双管齐下的“两手政策”。2000年的重大转机，是“两手政策”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我个人是持第二种观点的。我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第一，仅靠每年区区一千几百亿元的财政投资并不足以拉动总额每年高达3万亿元左右的投资需求。第二，财政政策除了有它的正面作用，还有它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一是挤出效应。政府财政投资的实质，是借用民间的资金来投资，增加了政府用以投资的财源，会相应减少民间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二是大部分的竞争性部门政府投资的效率不如民间投资，政府投资规模太大，持续的时间太久，会造成全社会投资效率的下降；第三点更重要，这就是长期使用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会抑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这是因为，债务是需要归还的；财政投资的主要范围是公共基础设施，其赢利水平比较低，回收期又很长，这就要用税收收入来偿还；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税收增加势必影响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因此从短期来看，财政投资的积极的效应大于消极的效应，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拖得太久，它的消极效应就会变大，甚至超过了积极效应。
正是由于这种认识，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放慢的情况下，提出了除采取扩张性的财政等需求方面政策外，还应当采取发挥企业活力的供给方面政策的主张。
这里需要对“需求方面的政策”和“供给方面的政策”这两个概念做一点说明。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英美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遇到经济不振时，通常都采用凯恩斯主义者所倡导的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从直接扩大需求入手拉动经济回升。在需求方面的政策之外运用供给方面的政策刺激，是70年代一批号称“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supply－side－economists）提出的。当时，这些国家在战后一直采用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出现了失灵，并且导致停滞与膨胀两症并发的“滞胀”（stagnat flation）。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好坏并不是像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方面是否具有活力；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也不应该是运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手段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使企业提高竞争活力和增大投资积极性。1980年和1981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相继执政。他们都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撒切尔夫人主要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同时降低社会福利水平。里根总统则采取了降低税负、解除管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小企业等一系列刺激供给方面积极性的政策，来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发挥企业的活力。事实说明，这一套政策在恢复英美企业的竞争力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美国解除对民航和长途电话的管制以后，资费持续降低，服务大为改善。许多经济学家，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认为，这正是90年代美国高新技术产业飞速发展和经济保持长期繁荣的微观基础。
不过“供给方面的政策”对于大多数中国官员甚至经济学家都是一个比较生疏的概念，因此采用这种政策的主张并没有在经济学界取得共识，更不用说成为党和政府的正式方针了。
幸运的是，中国改革自身逻辑要求把改革不断推向前进。1997年10月中共十五大成为我国改革迈向新阶段的里程碑，此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焕发了供给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的活力：
（1）十五大否定了从苏联学来的并且长期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国家所有制”的教条，把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经济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且把非公有制经济提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这些写入我国宪法的规定为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活力奠定了宪法基础。
（2）为了给国有企业每年数百万下岗职工创造岗位，从1998年中期开始政府陆续采取措施来解除对民营企业的束缚，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和刺激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比如为缓解小企业融资困难，商业银行加强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建立为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或者公司等。
（3）十五大和1999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反复强调了“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必要性。这样，数以十万计的国有中小企业和县乡镇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摆脱了上级行政主管机关的束缚，改制为真正的企业。
（4）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加快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在这以后，采用了行业改组与企业公司化改制相结合的方法，对石油、通讯、铁路、电力等大型国有企业集中的行业进行重组，大致做了三件事：实现政企职能分离和建立新的政府监管框架；打破行业垄断，促进企业间的竞争；通过重组过的公司在国内外证券市场首发募集和上市交易，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把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不过由于国有企业有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历史惯性，而且大企业一般存在“船大难掉头”的问题，公司治理的某些重要问题就难于马上得到解决，所以对大多数从国有企业改制的大公司提高效率、增加盈利的效果还不能估计过高。
江浙的启示
另一方面，上述发挥企业和企业家活力的措施在民营中小企业中见效却比较快。在上述措施得到比较好的落实的地方，很快出现了一些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大体形成、GDP的年增长率超过两位数、社会投资迅速回升、国际贸易空前活跃、就业情况良好的大片地区，例如，浙江、江苏、广东这三个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国27％、民营经济占有较大比重的省份，2000年就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成为全国经济向好发展的龙头。
其中浙江省的温州和台州两个专区早在90年代初期私人业主的积极性就已经得到了发扬，因而那里企业家的精明的商业计算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早就在全国闻名。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它们的做法在全省范围内得到推广。1997年以后，浙江经济一直没有出现过衰退，2000年以后经济更加繁荣。
江苏的经济发展则经历了一些曲折。它的乡镇企业（“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曾经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过去每一次出现经济衰退，江苏总是走在前面，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复苏，可是由于苏南这种由基层政府直接经营企业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形势，在最近的一次经济波动中，它不仅没有起带头作用，反而落在了后面。最突出的是1998年。当时为了抵消出口需求减少带来负面影响，要求争取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20％。可是执行的结果，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在财政投资的支持下增长近20％，全社会的投资增长却被集体经济3．5％的负增长拉了下来，甚至没有达到增长15％的最低要±t。不过好在坏事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转变为好事。在1998年、1999年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情况下，苏南的县市领导和一般干部只好放下架子，不耻下问，向搞的好的地方学习。于是干部群众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到温州、台州去考察。通过学习交流，他们从善如流，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乡镇企业的改制。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这些企业的活力得到了释放，2000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江苏从来在吸收境外投资方面走在前头，近年来在中新（加坡）合资的苏州工业园区全套引进新加坡的“管理软件”的带动下，苏州、无锡等地开发区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所以境外客商蜂拥而至，进驻非常踊跃。甚至一部分南方的外资企业也闻讯迁移过来。所以这个地区的发展正是方兴未艾。
可以说，发挥企业活力、启动民间投资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投资增长的中心环节。解决好了这个问题，其他许多长期困扰不少地方领导的问题如城市失业、农村偏枯、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等问题都可能迎刃而解。
今年上半年浙江等省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其中像浙江这样的先进地区具有极大活力的企业经营活动更表现出向纵深发展的动向，具体表现在：（1）发扬企业家精神，把生意做向世界，力求做强做大，创造自己的名牌。（2）把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与高素质的科技力量结合起来，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显身手。（3）投资兴办运用新技术的私人农场，从事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生产，促进农业的产业化。据统计，全省这类投资已超过100亿元。（4）通过企业家投资办工业、办商业的办法参与西部大开发，创造了一些很有推广价值的好经验。
以上情况说明，在十五大方针落实得比较好的地区，目前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近期发展也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已经有了完全的保证而不存在任何问题了。首先，各地区贯彻执行发挥企业活力的方针的情况差别很大。从全国情况看，我们还面对着多方面的巨大挑战。首先，20世纪留下了尚未解决的六大难题：一是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企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国有企业有大量下岗职工需要分流；二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没有形成；三是农村巨量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农民贫困状况未有根本改变；四是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西部广大地区有待开发；五是行政机关对企业微观干预仍广泛存在；六是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有较大距离。其次，21世纪又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一个是全球化的冲击，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机遇更是挑战，不面对是不行的；一个是网络经济的冲击，网络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更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这个冲击也不可低估。此外，对外经济关系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例如美国和世界经济放慢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会在今后几个月中逐步显现出来。
六点政策建议
在面临多方挑战的情况下，能否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取决于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启动民间投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1）继续执行“两手政策”，重在增强“第二手”的力度，发挥供给方面的活力；在供给方面活力确实有了提高的前提下，相机减弱“第一手”的力度，使长期实行扩张性需求政策的负效应不致过分积累。
（2）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对内实行国民待遇；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启动民间投资；切实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扶持高新技术新创企业的发展。
（3）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后进地区落实放开搞活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方针；在后进部门加快国有经济的改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制；完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提高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4）加快金融改革的进程。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造进程；在股份制银行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县域金融体系；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资本市场。
（5）改善政府监管。必须尽可能减少行政性审批和政府对企业的微观干预；精简党政机构，建设廉洁有效的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新的监管框架。
（6）确立法治。按照十五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在全体党政干部中进行法治教育；确保公民的私有财产等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建立公正、透明的法律体系；确保党政机构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和依法行政；完善司法体系，实现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
❿ 如何看待稳中向好的中国经济
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遭遇到不少预期内和预期外的冲击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施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政策组合，使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民生持续改善。预计2015全年GDP增长6.9％，CPI涨幅1.5％。展望2016年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但受结构性、周期性因素叠加影响，明年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需要采取积极有力的宏观政策和加快推进改革加以应对，仍可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全年经济运行总体特征2015年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是稳中趋缓、稳中有进、稳中有忧，各领域分化加剧，动力转换过程中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结构性衰退和结构性繁荣并存。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1.4％，较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二产10.8个百分点。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快，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增长较快，产业结构加快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但行业景气度差异较大。一是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十分困难。资源类、重化工业普遍陷入困境，增速大幅下滑，煤炭、钢铁、水泥等产品产量明显下降，行业总体库存压力较大，仍处在调整探底发展阶段，要彻底走出困境尚需时日。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计算机通讯、新能源、新材料医药制造等产业发展优势明显，增长速度大幅快于传统制造业。三是新兴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延续近两年高增长态势，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行业表现尤为抢眼。三大需求趋于平衡发展，内部分化逐步凸显。2015年以来，消费增长保持稳定，投资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出口增速换挡，三大需求趋向平衡发展。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8.4%，高于投资15个百分点，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从三大需求内部看，分化逐步凸显，萧条与旺盛并存。投资方面，房地产投资持续回落，月度投资已现负增长，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快增速，制造业投资缓中趋稳。消费方面，网上商品零售、通讯类商品、旅游等领域消费高速增长，而石油及制品类消费大幅衰退。出口方面，一般贸易出口保持正增长，而加工贸易出口大幅下降，传统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优势明显下降。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显着，多速增长格局出现。一些产业基础好、结构多元化、调整步伐快、开放程度高的地区，经济仍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而一些产业结构落后单一、产能过剩行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经济下行速度较快。重庆和贵州两地逆市上行，实现了10%及以上的超高速增长，领跑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相对平稳，保持在7%—9%中高速增长区间;辽宁、山西等资源型、重化工业大省下行压力较大，减速幅度大，增速低于3%，甚至其省内部分地市出现负增长，情况极不乐观。企业景气分化，同一行业内冰火两重天。一方面，一些大型企业、上市企业紧抓市场、政策机遇，发挥其规模、品牌等优势，发展相对较好。另一方面，量大面广的传统企业、中小企业依然普遍面临生存难、转型难的困境。民生持续改善，收入就业指标表现较好。前三季度，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5.2%。居民收入实现了“两个高于”的要求，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达到16367元，同比实际增长7.7%，高于同期GDP增速0.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8.1%，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1.3个百分点。价格水平总体平稳，结构性通缩压力加大。受新拉涨因素不足，及季节、气候因素的影响，全年月度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均低于2%，个别月份低于1%，物价总水平平稳。但受国内需求总体偏弱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生产领域中原材料、燃料价格持续下降，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45个月负增长，且降幅较大，工业领域结构性通缩风险已较为突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投资增长后劲不足。1—11月份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仅增长4.7%，较上年同期下降8.8个百分点。特别是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速更低，新开工大项目不足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受到融资平台清理、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及经济增速下降导致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部分项目尤其是大项目的资金来源受限，致使部分稳增长措施难以落地。同时，尽管国家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但是改革措施尚未完全到位，主动服务意识差，仍然存在投资项目需要各部门串联会签审批现象，审批环节多、行政效率低也影响稳增长措施的落实。二是市场出清困难。截至11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45个月负增长，超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负增长记录，且伴随经济增速下行，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产能过剩局面缓解难度进一步加大，过剩行业有扩展之势。产能过剩导致企业经营效益持续恶化。1—10月份，全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亏损到386.38亿元，其中主营业务亏损720亿元，101家大中型钢铁企业中48家亏损，亏损面扩大至47.5%。10月份，全国22个城市5大类品种钢材社会库存环比有所上升。其中钢材市场库存总量830.81万吨，比上月增加26.93万吨，上升3.35%。当前急需通过市场出清恢复市场供需平衡。但受过剩产能行业重资产技术经济特征、地方政府保护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化解产能过剩和清除“僵尸企业”仍面临种种困难。大量资源固化于产能过剩行业，抑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发展。三是就业压力逐步凸显。今年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就业稳定，但受资本市场波动、总需求低迷影响，非制造业的景气度也在下行，10月份非制造业PMI指数已较7月份的年内高点降低了0.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减弱。且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加大，部分传统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目前勉力维持的就业局面可能会被打破，部分隐藏性失业可能会显性化，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凸显，可能将对明年的就业稳定造成影响。同时尽管网上商品零售、快递等新兴业态创造了部分新的就业岗位，但也必须注意到网店对实体店带来的冲击和显着的替代效应。调研中反映，图书、服装、家电等产品的实体店受到冲击最大，部分实体店经营困难甚至出现了关闭潮。部分传统的百货商场也受到较大冲击，经营景气度持续下降，这对相关群体就业带来较大影响。四是金融风险加大。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企业效益恶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等实体经济的问题开始向金融领域传导。2012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呈现逐季上升趋势，目前已经连续16个季度上升，不良贷款率由2012年第一季度的0.94%上升至2015年第二季度的1.50%，三季度进一步升至1.59%，环比上升0.09%，同期拨备覆盖率由287.40%下降到190.79%。融资难融资贵也导致部分地区非法集资问题抬头。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加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导致金融风险上升。●2016年经济增长趋势分析2016年投资增长可能降至9%左右。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下降1.5个百分点，约拉低投资增速0.5个百分点。一是企业经营景气度下降影响投资积极性。研究发现，制造业投资增长速度变化的60%可由上一年的企业利润增长速度解释。2015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持续负增长，较上年下降约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恶化抑制企业扩大投资。且上半年受益于股票市场持续活跃，企业非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若去除其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比利润数据显示的还要差。二是产能过剩依然突出，新增投资动力不足。从今年行业统计数据来看，产能过剩问题仍然突出，且伴随经济下行，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产能过剩行业有扩展之势。三是高新制造业规模尚小，难以提供足够投资支撑。全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高出全部制造业投资近4个百分点，但其占比不足10%，对制造业投资增长拉动较弱。房地产投资可能降至零增长。一是当前的资金来源结构难以支撑房地产投资增长。虽然1—11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增长1.3%，增速连续多月提高。但从资金来源看，国内贷款、外资、自筹资金都连续多月负增长，仅有定金及预收款和个人按揭贷款正增长。二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负增长。1—11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33.1%。三是当前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仍未全面恢复。当前房地产市场景气上行是结构性上行而非整体上行。从区域看，一二线城市景气上行，三四线城市低迷。从房屋购买结构看，改善型住房景气度高，而刚需房和高端房类的景气度相对较低。10月份以来房地产销售增速已经出现下降。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可能回落2个百分点。一是资金来源受到限制。受经济下行影响，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降，且若明年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再次下降，则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将受到极大约束。二是部分改革措施短期内可能抑制地方政府投资扩张。新预算法、限制地方招商引资竞争和地方司法、纪委体系改革强化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制衡约束，短期内可能抑制地方投融资扩张。消费可能进入个位数增长。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持续减速。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7%，高于经济增速0.8个百分点。但年度比较来看，却是持续减速。二是受失业显性化等因素的影响，消费信心可能有所减弱。三是一些热点消费可能减速。首先汽车消费鼓励政策的效应减弱。其次，今年受黄金价格波动及股市波动引发的避险情绪增强的影响，三季度以保值增值为目的金银珠宝类消费大幅走强，平均增速达到13%，但不具有可持续性。出口可能略高于今年。一是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报告预计2016年发达经济体复苏会有所减弱，但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速度在2016年有所回升。二是政策环境优化和低基数可能提高出口增速，进口可能低速增长。今年进口之所以出现负增长，主要是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所致，进口数量降幅不大。预计明年进口数量将窄幅下降，价格影响降低，进口实现低速增长。总体来看，明年经济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进一步回落。2016年宏观政策选择2016年宏观政策的重点仍是要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的平衡，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供需两侧发力。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有力度。第一，建议进一步扩大赤字规模，提高赤字率，新增赤字主要用于国家重大工程，跨地区、跨流域的投资项目以及外部性强的重点项目。第二，建议考虑加大中央国债发行规模，并适当提高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度，继续适时推进债务置换工作，减轻地方政府偿债压力，为地方腾出部分空间用于其他领域支出，保障地方公共服务的合理投入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稳定供给，拉动经济增长。第三，进一步加大力度盘活存量资金，统筹用于交通、水利、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第四，适当加大针对东北地区及其他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并配合其他相关政策，增强其自主增长动力。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松紧适度。第一，建议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在资本外流增多的情况下保持流动性充裕，并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在保持汇率总体走势基本稳定的大局下，根据市场情况，继续释放人民币贬值压力，进一步减轻出口部门压力。第二，稳定股票市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宽进严出，防范资本大规模流出风险。第三，发挥好定向调控作用，进一步扩大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规模，支持重点领域建设。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和清理僵尸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降低各类企业成本，引导“双创”活动走向纵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建立地方政府在改革和发展中的正向激励机制，克服不作为倾向。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的新型竞争机制，既要保障公平公正，也要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