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哪些方面可以稳增长

1.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具备了哪些稳增长条件

“趋稳”有多稳？分析当前形势，影响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正在增多，预计全年任务能够较好完成；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也不少，各种挑战不能低估。

稳增长目标可实现

对外贸易占比六成以上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被认为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晴雨表”。8月份以来，这个市场一度低迷的出口额转为“井喷”态势，并已超过前7个月的总和。

与此相呼应的是，整个中国外贸出口从9月份开始全面复苏。而外需不振恰恰是今年以来曾经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不止是外贸，8月份之前一直在往下走的工业、投资、消费等月度数据增幅都开始向上了。”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说。

纵观中国前三季度经济走势，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呈逐季回落态势，但审视当前整个宏观经济指标体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消费三大需求均出现筑底回升迹象。庄健认为，企稳已没有问题，再往下掉的可能性大大下降。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先行指标，预示着经济的未来走势。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PMI已连续三个月走高。路透社第一时间就此分析指出，这一重要数据证实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复苏趋势。

“中央年初确定的稳增长目标可以实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预测，中国全年经济增速可能会在7.5%到8%之间稳住。

稳中仍有不确定性

近期，中国沪深两市继续回调，盘中股指均创年内新低，沪指以1980点的水平结束了11月的行情，与宏观经济的企稳态势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股市未必能真实反映中国经济状况，但股指低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对宏观经济回稳趋势的谨慎态度。

宏观回暖，但微观依然偏冷。目前，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仍然面临成本高、融资难等困难，盈利水平不高。

外需复苏，但还有不确定性。世界经济还没有出现根本好转，欧债危机以及疲软的美国经济仍将削弱中国的外部需求。

内需稳定，但缺乏新增长点。曾经发挥较强带动作用的汽车、房地产两大消费热点目前均遇到了各自的问题，回到投资拉动的老路又将形成新的风险。

“现在经济筑底企稳，但还有不确定性，需要政策密切关注。”张立群说。

从长远看，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日益凸显，旧的增长模式已碰到“天花板”。经济能够趋稳，但回到两位数已很困难。

专家普遍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同时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各种挑战不能低估。

稳中求进仍是主基调

当前经济好转之时，也正是稳增长的关键时刻。下一步宏观政策走向，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着力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加强政策协调配合。

“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稳增长成效密切相关。今年走势表明，宏观调控的力度是比较恰当的，既不大力度扩张，也不持续收缩。”张立群认为，未来应保持现有的态势继续稳定下去，不需要追求更高的增速。

今年以来，央行两次下调准备金率，但自6月份以来停止了下调操作，连续实施的降息操作也进入“引而不发”状态，备受市场关注。而伴随着财政数据的回暖，结构性减税步伐加快，也引起各方对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期待。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斌日前分析指出，明年中国宏观调控的主基调仍将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既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又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专家普遍认为，稳中求进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工作的主基调。

“从长远着眼，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在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深化改革上。”张立群认为，明年还是要着力稳增长、调结构、抓改革、惠民生。

2. 如何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既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又要牢牢把握重大调整机遇，积极有为，创新求进，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怎样做到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就此，记者日前采访了本报专家委员会成员、内蒙古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苑德军博士。

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记者：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为7.6%,虽然总体保持平稳，但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小幅下滑。我们应当如何分析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

苑德军：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进出口增速回落明显。受欧洲经济低迷不振、国内工业生产放缓、出口产品成本提高、人民币汇率升值、贸易摩擦加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上半年进出口呈现逐步回落态势。

二是消费增速放缓。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7%，同比回落1.7个百分点。消费增速下滑，既有中央八项规定出台遏制公款消费带来的影响，也和居民收入增速不快对消费的制约有关。

三是政府的主动调控。新一届中央政府上任以来，表现出对经济增速放缓的较高容忍度。面对经济增速放缓，中央政府没有出台刺激政策，不再走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而是致力于推进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以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潜能。

一国经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增长之后，必然减速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近10%的高增长之后，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主要因素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有的社会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等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已经无法支撑和推动经济继续在高增长轨道上运行，经济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自然，经济增速放缓也就不可避免。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

记者：处于经济增速放缓、“调结构”、“转方式”步伐加快大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哪些主要矛盾？

苑德军：首先，是“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矛盾。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而是结构问题。“调结构”是“稳增长”的基石，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由之路。通过“调结构”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结构性矛盾，有利于为中国经济增长构建坚实的产业结构和动力结构基础，增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延长增长周期。而“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提供适宜的经济环境，提供好的基础和条件。如果经济大幅下滑，“调结构”的动力会削弱，空间也会被严重挤压。“调结构”是为了更好地“稳增长”，“稳增长”有利于“调结构”，两者具有一致性。不过，短期内两者还是有冲突的。“调结构”势必要淘汰落后产能，压缩“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和产出。当短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和产出的增加不足以弥补前者的减少时，经济增速必然受到影响。

其次，是“稳增长”与“防风险”的矛盾。伴随着经济下行，经济与金融运行中的风险也在放大。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两个主要的风险策源地。从房地产市场看，高房价导致大量社会资金“脱实向虚”涌入房地产业，对实体产业投资带来“挤出效应”，容易引发产业空心化风险。高房价掩盖产能过剩，透支国民财富积累，抑制消费扩张，加剧贫富分化，也会导致贻误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看，近两年债务规模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风险凸显，令人担忧。而一旦高房价泡沫破灭，房价持续下跌，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不良率将明显上升，政府平台债务也将大面积违约，有的金融机构可能倒闭，并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必须把“防风险”置于重要地位，它是“稳增长”的重要条件，可以为“稳增长”提供有利的金融环境。不过，“防风险”必须推动经济的“去杠杆化”，控制房地产融资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而这又必然影响投资规模进而影响经济增速。

再次，是经济增速放缓与就业压力扩大的矛盾。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企业转型升级裁员、大学毕业生数量创新高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经济社会面对着巨大的就业压力。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已成为政府高度重视、公众热切关心的社会问题。而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也已显现。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不仅关系到国民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在经济增速放缓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如何保住中国经济的“下限”，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吸纳就业人口，是中国经济要面对的一个长期性问题。

最后，是经济增速放缓与“惠民生”的矛盾。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政府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显着扩大。但由于在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欠账太多，政府还需进一步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而这需要有足够的财力作保证。经济增速放缓引致的财政收入增幅下滑，制约着改善民生支出的扩大。

上述矛盾是当下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变量之间复杂关系的具体反映。要解决好上述矛盾，必须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协调好“调结构”、“稳增长”、“转方式”、“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实现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下半年经济走势分析

记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您对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做何判断？

苑德军：下半年“稳增长”的压力仍然很大。从国际上看，美国经济稳步复苏，房地产市场和就业市场数据较好，通胀低于预期，定量宽松政策退出预期升温，美元指数走高，预计明年第四季度或后年年初美国开始加息。美国经济趋好及货币政策可能的变化，使得“热钱”流出，外汇占款增速放缓，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进而导致流动性趋紧并给我国货币政策带来挑战。从国内看，“去过剩产能”、“去杠杆”、“去库存”仍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主线。受资产负债表不佳、融资平台扩张受限等因素制约，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能力受到抑制。土地、资金、人力等投资要素成本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也制约着企业投资增速的提高。消费受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制约，短期内也难以显着反弹。但也必须看到，“稳增长”还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中央政府一系列深化改革举措的逐步落实，将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在投资方面，尽管存在制约投资增长的因素，但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服务业、社会事业等新的投资增长点投资规模的扩大，还会使投资保持平稳增长。美国经济逐步向好，欧元区经济最坏时期也已过去，环比增速将由负转正。外部需求回升，再加上政府“稳外贸”措施实施，下半年出口形势有望好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有所提升。就物价水平看，下半年CPI仍将在低位徘徊。美元走高使输入性通胀压力减轻，经济增速放缓有利于从需求角度抑制通胀，资源和能源价格改革对通胀影响也有限。猪肉价格虽已进入上升周期对CPI有向上拉动作用，但小幅上涨对CPI影响不大。只要政府的宏观政策给力，促使经济增长的内在性驱动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年初确定的7.5%的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稳增长”的对策选择

记者：怎样才能在“调结构”和“防风险”的同时，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苑德军：实现“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应是致力于寻求“调结构”、“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下四方面的对策措施，对于“稳增长”是很必要的。

第一，加快“调结构”步伐。“调结构”进程受制于政策安排、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等诸多因素。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通过有效的制度激励和制度约束，增强企业“调结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金融业应加快产品和业务结构转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商业银行应严格控制“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授信和贷款，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商业银行应适应绿色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创新绿色信贷的产品结构、业务流程和管理技术，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同时，努力开发适应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品种，为中小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条件。应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对“调结构”的推动作用。

第二，放活民间投资。放活民间投资是实现社会公平、维护投资增速、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举。但这些年这方面的好多政策规定只是停留在官方文件中，并未真正落到实处。政府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扫除阻碍民间投资进入垄断行业的行政壁垒和其他障碍。前不久国务院发布了“金十条”，决定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这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监管部门应抓紧制订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明确准入条件，加快民营银行设立进程。全国的村镇银行目前尚不到1000家，远不能满足“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需要，有必要进一步增加村镇银行数量，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入股村镇银行。考虑到村镇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三农”，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县域地区，而小贷公司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无法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故把小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制度安排欠妥，合理的选择应是把小贷公司转制为社区银行。转制后设立的社区银行，既可以把小微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同时又可保持民间资本所有者作为社区银行发起人股东的地位。

第三，进一步深化改革。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把改革作为重中之重，以“简政放权”作为切入点的体制改革有序推进。人们看到了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的决心。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要害领域和关键节点的改革进展迟缓甚至原地踏步。必须抓紧启动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改革，对处于完全竞争行业的央企须尽快实行民营化，使其从完全竞争行业中退出，资产转让收入划归全国社保基金。央企产权转让和并购重组不能由国资委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必须诉诸市场化方式。土地制度改革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也应尽快提上日程。要改革建设用地供地方式，逐步剥离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管理职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切实维护农民利益，转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收入分配改革事关公众经济利益，也关系到“转方式”和“稳增长”。今年2月底，国务院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但此后就没有了下文。半年时间过去了，这项改革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关政府部门应尽早拿出具体的配套实施方案，使这项改革走出盘局迅速进入“现在时”。就利率市场化改革看，央行决定从7月20日起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完全放开贷款利率。这一重大举措对强化利率竞争，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能力和利率风险防控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不能及时跟进，迟迟没有动作，就会对商业银行产生“逆激励”，存贷净息差反而可能扩大，从而抵消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积极作用。在存款利率不能一下子放开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小步快走”策略，先扩大人民币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待条件成熟后再完全放开存款利率。

第四，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考虑到房地产业的高杠杆率及其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高度关联性，应把强化房地产调控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基点。房价屡调屡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只调控增量不调控存量。政府应调整调控政策，实行“调控增量与调控存量相结合”、“调控需求与增加供给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加快不动产登记、开征住房保有税等措施调控存量，改善楼市供求关系。须优化政策调控措施组合，强化调控问责制，增强调控执行力，通过改善调控成效使房价缓慢下行实现“软着陆”。监管部门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区分情况，分类监管，严格控制其债务规模扩张。

3. 简述如何保障我国经济稳中求进

与会专家深入剖析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科学研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稳中求进”建言献策。
危中求机使经济加快回到自主增长的轨道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认为，目前经济全球化的高涨时期告一段落，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迷期，经济结构调整将是各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调。当前我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好时机。各级政府要转变过度依赖出口和粗放投资的发展模式，使经济加快回到自主增长的轨道。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说，2012年特别是上半年，出口形势将比较严峻。从国际看，美国主权债务负担沉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由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扩散，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势放缓。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我国面临着发展中国家要素成本低的挑战。“根据面临的严峻形势，初步确定今年的外贸进出口预期目标为增长10%左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樊纲则认为，要在动荡的世界经济中看到积极因素，美国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强，欧洲也不会出现负增长，只要两大经济体没有出现真正的衰退，我国出口不会受到严重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隆国强说，“从外需角度来看，2012年并不会比2011年更差。欧盟经济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但美国经济可能会比上一年略好，日本会明显改善。整体来看，明年外需增速会有所回落，但回落程度有限。”深化改革要坚持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
日前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贺铿表示，当前银行利率实际上是负利率，负利率影响储户情绪，更会使社会资金躁动，形成以钱炒钱的情况。中国的股市监管不到位、投机性太强，“希望对股市的监管在新的一年要有突破，也希望上市公司行为更规范一些，真正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银行的出路在于改革，通过竞争、利率市场化来解决问题，一方面能够给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支持，一方面能使百姓拿到合理利息。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建议中央银行在制定基准利率时适当缩小存贷利差，“一般来说，银行资本利润率可能高于社会资本利润率。但是，也要使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要扩大银行业务范围，从其他方面获得更好、更合理的收入。
“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不是说我们国家虚拟经济发展过头了，而是为了吸收美国、欧洲等国家虚拟经济泡沫化造成金融危机的教训，要坚持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 戴相龙说。
樊纲认为，实体经济面临很多困难，这不仅要看到虚拟经济部门、金融行业的问题，更要反思政府的问题，比如企业的税费负担是不是太重了。今后应逐步推动结构性减税，促使实体经济重新焕发生机。
扩大内需当前一定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对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表示，经过模型分析，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保持8.5%左右的增长速度。“增长速度放慢不一定是坏事。”卢中原说，三大需求的关系更加协调，需求结构才会得到调整，老百姓就能得到更多实惠，增长就能具有更大包容性，增长成果更加公平地被全体人民分享。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认为，经济增长要从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民间消费为主，必须有一个过渡，否则中国经济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扩大内需，当前一定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要尽可能让更多的低收入家庭转为中等收入家庭。要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后顾之忧，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同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持社会流动渠道畅通，避免阶层固化。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今年房地产增速肯定要回落。有人说为稳增长，要放开房地产调控政策，我不赞成。”去年新开工1000万套保障房，今年再新开工700万套，房地产对稳增长的支撑能力不会太差，没有必要放松调控。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应该在坚持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的同时，增加对合理供给的支持力度，对保障房和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的建设，包括土地供应、资金供应给予更大政策支持，让新开工住宅的增长速度更加平稳。

4. 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对我国有什么作用，以及相应的政策。

1、从积极作用方面讲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适度下行不是坏事，这样可以将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更多地放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去，放到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上去。
中国经济经过多年发展到现在，主要矛盾不是增长速度问题，根本问题还是结构与增长方式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是一件好事。
从2005年的“保八”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没有一年降到过9%，2007年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4%，经济最不景气的2009年也达到了9.2%。过去中国经济长时间还是偏快，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5%。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有助于把精力放到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去，创造结构优化，转变增长方式。
2、从消极方面来说
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不是坏事，但经济也不能再往下降。我们国家经济基础差，有十分强烈的发展经济的需要，加之有庞大的就业人群，经济下行必然带来经济萎靡，投资减少、消费萎缩，失业率增高等问题，甚至会影响到民生和社会的稳定，所以要严密注意经济增长长期下行尤其是大起大落问题。
3、相应的政策
经济增速过快过慢都不好，政策取向上就应当尽量放慢增速，延长增长周期，推迟下降。必须采取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措施。偏快偏慢都会贻误中国经济调整结构的时间。经济发展有起有落是正常的，大大起大落就要尽量避免，长期下滑就更加可怕。“稳增长”的目的是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能一下增得太多，也不能放任下滑，政府应当利用财政、货币政策，适当干预调整经济发展趋势。而利用这个机会淘汰一些落后产能，促进一批企业发展升级，也是保增长的做法之一。
在经济下滑过多时，加大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跟进投资，扩大消费，在经济过热时，减少货币投放，加息提高银行法定准备金率，抑制过热的增长。
4、中国经济稳增长要有两个原则。即稳增长要和调结构、转方式紧密结合；稳增长一定要与惠民生、改善民生紧密结合。稳增长不能再干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事情，不能让产能过剩继续蔓延。凡是老百姓不满意的领域，都是中国经济可以稳增长的领域，也是未来最重要的投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

5.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

1、从发展的基础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制造业、货物贸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近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约30％。

2、从科技支撑条件看，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正在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转变，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转变。

3、从市场支撑条件看，我国有近14亿的人口规模，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2018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380987亿元，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消费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4、从后发优势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快速推进的发展阶段，处于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加速迈进的关键时期。在人均收入上，2018年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16％左右，城镇化率不到60％，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空间。

5、从大国优势看，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幅员辽阔、经济体系完整、市场规模巨大。中国有近14亿人口、9亿劳动力、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的人才资源，储蓄率接近50％。

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2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产业链条完备；我国具有生产要素大规模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优势，分工密集、产品种类繁多的范围经济优势和区域之间差异互补的协同发展优势。

(5)中国在哪些方面可以稳增长扩展阅读

1、夯实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在推进改革创新中持续释放发展活力。改革激发活力，创新增添动力。敢于攻坚克难，加大财税、金融、国企国资等重要领域改革力度，着力推进简政放权、减税降费，才能让市场主体有更多感受，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2、夯实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在扩大对外开放中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当今世界，风云激荡、乱象丛生，但经济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迈出对外开放新步伐，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经济巨轮就能在时代大潮中劈波斩浪、行稳致远，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3、夯实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坚持底线思维、突出问题导向，着力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当前一些领域存在问题隐患，风险总体可控，但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及早防范、主动作为，做到“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

要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去杠杆的落实，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稳定的良好环境。

6. 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原因

（1）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成效显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我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稳定经济增长的治本良药，明确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建设的主攻方向和工作重点。 经过努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着成效。

（2）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加快。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蔚然成风，使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

（3）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

国内外经济贸易环境的变化，要求我国转变外贸发展模式，推进外贸加速升级，不断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出台多个促进外贸稳增长、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的政策文件。在各级部门、各级政府的大力贯彻落实下，取得明显成效。

（4）传统工业仍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空间

传统工业一度占领了我国绝大部分市场，但随着经济的进步与发展，新兴工业崛起，传统工业在市场上所占的比例严重缩小，新兴工业符合社会进步发展需求，因此必然会迅速发展，抢占传统工业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工业会被淘汰，随着科技创新与社会进步，传统工业必然会焕发出新的动力。

要想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政策的转变不可或缺。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环境也在改变，因此相应的政策也必须要适应经济发展。比如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平衡国内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在实体经济领域，加快建立市场出清制度，形成规范化，法制化的出清制度；加快推进房地产经济转型；在行政管理方面，加快完善市场制度，提高办事能力，治理能力等。只有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才能一直保持下去。

总之，正是我党在经济新常态下，审时度势，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为经济发展开拓了更广阔发展空间，从而使中国经济能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保持中高速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