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越南那边有中国设的海外仓吗价格如何，给个网站。
越南应该比较少吧，要看下是什么模式，一般跨境电商的B2C的海外仓主要在欧美，我没听过越南的。直发邮政和快递肯定可以去，好像听说很多大批量去越南很多都是非正规途径。直发快递和邮政倒是可以看看 出口易的，出口易在英美澳德加俄都有海外仓，在越南就没有。
⑵ 请问跨境电商的物流该怎么解决呢
现在跨境电商外贸卖家越来越多，每当开始做业务开始有定单时，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选择快递物流把货发到国外去。一般来讲，只要是小卖家可以通过平台发货，可以选择国际小包等渠道。但是现在大卖家或者独立平台的卖家，他们需要优化物流成本，需要考虑客户体验，需要整合物流资源并探索新的物流形式，所以我们先要了解一个跨境电商国际物流模式有哪几种？
邮政包裹模式
邮政网络基本覆盖全球，比其他任何物流渠道都要广。这主要得益于万国邮政联盟和卡哈拉邮政组织（KPG）。万国邮政联盟是联合国下设的一个关于国际邮政事务的专门机构，通过一些公约法规来改善国际邮政业务，发展邮政方面的国际合作。万国邮政联盟由于会员众多，而且会员国之间的邮政系统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很难促成会员国之间的深度邮政合作。于是在2002年，邮政系统相对发达的6个国家和地区（中、美、日、澳、韩以及香港）的邮政部门在美国召开了邮政CEO峰会，并成立了卡哈拉邮政组织，后来西班牙和英国也加入了该组织。卡哈拉组织要求所有成员国的投递时限要达到98%的质量标准。如果货物没能在指定日期投递给收件人，那么负责投递的运营商要按货物价格的100%赔付客户。这些严格的要求都促使成员国之间深化合作，努力提升服务水平。例如，从中国发往美国的邮政包裹，一般15天以内可以到达。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出口跨境电商70%的包裹都是通过邮政系统投递，其中中国邮政占据50%左右。中国卖家使用的其他邮政包括香港邮政、新加坡邮政等。互联易专注于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服务，是唯一一家集全球邮政渠道于一身的企业。
国际快递模式
指四大商业快递巨头，即DHL、TNT、FEDEX和UPS。这些国际快递商通过自建的全球网络，利用强大的IT系统和遍布世界各地的本地化服务，为网购中国产品的海外用户带来极好的物流体验。例如通过UPS寄送到美国的包裹，最快可在48小时内到达。然而，优质的服务伴随着昂贵的价格。一般中国商户只有在客户时效性要求很强的情况下，才使用国际商业快递来派送商品。以下是四大巨头的比较：
国内快递模式
国内快递主要指EMS、顺丰和“四通一达”。在跨境物流方面，“四通一达”中申通圆通布局较早，但也是近期才发力拓展，比如美国申通2014年3月才上线，圆通也是2014年4月才与CJ大韩通运展开合作，而中通、汇通、韵达则是刚刚开始启动跨境物流业务。顺丰的国际化业务则要成熟些，目前已经开通到美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国家的快递服务，发往亚洲国家的快件一般2-3天可以送达。在国内快递中，EMS的国际化业务是最完善的。依托邮政渠道，EMS可以直达全球60多个国家，费用相对四大快递巨头要低，中国境内的出关能力很强，到达亚洲国家2-3天，到欧美则5-7天左右。
专线物流模式
跨境专线物流一般是通过航空包舱方式运输到国外，再通过合作公司进行目的国的派送。专线物流的优势在于其能够集中大批量到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货物，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因此，其价格一般比商业快递低。在时效上，专线物流稍慢于商业快递，但比邮政包裹快很多。市面上最普遍的专线物流产品是美国专线、欧洲专线、澳洲专线、俄罗斯专线等，也有不少物流公司推出了中东专线、南美专线、南非专线等。
海外仓储模式
海外仓储服务指为卖家在销售目的地进行货物仓储、分拣、包装和派送的一站式控制与管理服务。确切来说，海外仓储应该包括头程运输、仓储管理和本地配送三个部分。
头程运输：中国商家通过海运、空运、陆运或者联运将商品运送至海外仓库。
仓储管理：中国商家通过物流信息系统，远程操作海外仓储货物，实时管理库存。
本地配送：海外仓储中心根据订单信息，通过当地邮政或快递将商品配送给客户。
以上五大模式别基本涵盖了当前跨境电商的物流模式和特征，但也有一些“另类”。例如，比利时邮政虽然属于邮政包裹模式，但其定位于高质量卖家，提供的产品服务远比其他邮政产品优质。
对于跨境电商的卖家来说，首先应该根据所售产品的特点（尺寸、安全性、通关便利性等）来选择合适物流模式，比如大件产品（例如家具）就不适合走邮政包裹渠道，而更适合海外仓模式；其次，在淡旺季要灵活使用不同物流方式，例如在淡季时使用中邮小包降低物流成本，在旺季或者大型促销活动时期采用香港邮政或者新加坡邮政甚至比利时邮政来保证时效；最后，售前要明确向买家列明不同物流方式的特点，为买家提供多样化的物流选择，让买家根据实际需求来选择物流方式。
⑶ 韩这个姓氏的起源
韩氏来源主要有四：
一、是出自姬姓
以邑为氏或以国为氏，为唐叔虞之后裔，韩侯为其得姓始祖。西周初年，周公灭唐后，封叔虞于唐，史称晋国，因建都在唐，故叔虞又称唐叔虞。春秋时期晋昭侯分封叔父成师于曲沃，造成分裂局面，后为曲沃武公统一。曲沃武公夺得晋国君位以后，灭掉了周成王之弟所建立的韩国，封其叔父姬万于韩，称为韩武子，武子的曾孙韩厥以封邑为氏，称韩氏。当时的韩地，在今陕西省韩城县以南。韩氏一直在晋国位列公卿。至战国初，韩厥的七世孙韩虔同赵氏、魏氏一起瓜分晋国，建立韩、赵、魏三国。起初，韩国建都于平阳，到公元前403年被周威烈王承认为诸侯，建都阳翟。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迁都于新郑，历经八代，至韩襄王仓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于是其宗室子孙以国为氏，称韩姓，并大多聚居在古时的颍川郡。到西汉末年，河南尹韩骞因躲避王莽之乱，移居古时的南阳郡，是为河南、陕西韩氏。
二、少数民族复姓改为韩姓
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北鲜卑族有三字姓“出大汗”氏，北魏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时，因“汗”与“韩”音相近，而把“出大汗”改为单姓“韩”氏。同时把鲜卑族的三字姓“破六韩”也改为单姓“韩”了。
明代甘肃临夏土司改“可汗”氏为韩姓。明代赐元人实哈塔为韩姓。
清朝满州八旗的“罕札氏”取“罕”与“韩”之谐音，改为韩姓。
清朝甘肃循化厅土司，是撒拉回人，也取韩为其族姓。
锡伯族哈斯胡里氏、韩吉利氏、韩亚喇氏，均改为汉姓的韩氏。
黑龙江省的富裕柯欠克孜族嘎普韩部落也取汉姓的韩为姓。
彝族安韩氏省掉“安”改为单姓韩。
回族、保安、土家、达斡尔、苗族、蒙古、壮族、白族、黎族中也有韩姓。
三、异国韩姓
汉武帝时获直侯韩陶，朝鲜人。唐宪宗飞龙卫士韩志和系倭国人。
四、源于韩王信
韩王信，是故韩襄王的庶孙，刘邦立为汉王后，立信为韩王，因破项羽有功，汉王即王帝位后，便剖符给他，正式封他为韩王。以颍川为王都。后又下诏把他的封邑改在太原以北的地方，以防御胡人，并以晋阳为王都。信请求将王都改设在马邑。后叛汉降胡，并出兵攻打太原，兵败。韩王信遂与太子亡走匈奴。
这是韩姓比较晚起的一个源头。韩王信亡走匈奴，生颓当，以后颓当率众内附，与韩婴都被封侯。又因军功，子孙累登显仕。后遭王莽之乱，分昌黎、三原（汉池阳县地，在今陕西省中部）、颍川、阳夏（秦代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太康县）之系，异地而居，但都是弓高侯的后裔。
▲韩姓三祖：
一、远古始祖：韩浞
韩浞（亦作寒浞），夏代伯明氏之子，今山东潍坊东北人。曾杀羿代夏，立为帝。因为在姬周之前，所以是韩姓的远古始祖。他是现存所有先秦古籍中记载最早的韩姓人。
二、血缘祖先：唐叔虞
周武王有个幼子叫叔虞，是周代晋国的始祖，周成王的弟弟。他就是韩姓的血缘祖先。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摄政。周公灭唐（今山西省翼城西部）后，把唐封给了叔虞。
三、受姓始祖：韩武子万
叔虞的儿子名燮（Xiè
音谢），燮自唐徙居晋水旁，就改称晋侯。燮生武侯，名宁旅，为三世。武侯生成侯，名服人，为四世。成侯生厉侯，名福，为五世。厉侯生靖后，名宜臼，为六世。靖侯生厘侯，名司徒，为七世。厘侯生献侯，名籍，为八世。献侯生穆侯，名费王，为九世。穆侯生成师，封于曲沃，是为桓叔，为十世。成师之子万，即韩武子，为韩氏受姓始祖。
⑷ 本人对古蜀国的文明很有兴趣，有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下：古蜀国文明的发源和鱼凫鳖灵的来历期待中~~
自三星堆考古发现及成都平原一系列古城址的发现以来，学术界对于古蜀文明的讨论已成为热点，其中有不少论及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其形态特征者。我在拜读了大家的文章后，深受启发，但仍感到有一些问题交待的不是那么清楚，尚有待继续深入探讨：到底古蜀文明起源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古蜀先民是如何或在什么环境条件下来到成都平原从事开发并创造出灿烂的古蜀文明的？古蜀文明的性质如何，即它到底是一种原生态的文明，还是一种次生的、由传播而来的文明？这种性质的文明到底可归结为几个根本性的特征？窃以为，这些问题之所以解答欠清，一个重要的原因，殆与学者未尝将以上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大问题，并将它纳入中国古代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的大背景加以看待有关。本文即打算从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角度，将上述问题联系起来，通过同其它地区，特别是同古代中原夏文明的比较，对古蜀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提出一些新的认识。一家之言，谬误难免，请各位学者不吝批评指教。
一
古蜀文明是在一个自成单元的特殊地理环境中独自产生的，它的产生要从古蜀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谈起。
所谓“古蜀地区”，我以为首先应当指今川西的成都平原，因为无论是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核心部分，还是三星堆文化的前驱宝墩文化，其所分布的地区都限制在这一带。这不是否认四川盆地其它地区也有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分布，而是强调成都平原是古蜀文明，包括三星堆文化及十二桥的发祥地而已。
今天成都平原的面积约为1.68万平方公里，海拔高度约为450-750m，由岷江和沱江两条河流（包括它们的一些支流）的冲积扇组成，地势平坦，河渠纵横，土地肥美，气候湿润，自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与定居生活的理想环境〔1〕。但是，这种人地关系，只能说是古蜀文明发生以后的情景。在这之前的远古时期，广袤的成都平原却并不是那么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因为那时的气候较今日更加湿热，成都平原也尚未最终完成向内陆平原的转化（它的前身是远古的内陆湖），到处是池沼湖泽，河网密布，林木茂密，作为平原构成要素的一些河流冲积扇尚未发育成功，河流两岸的阶地亦未最后成型，总之尚是一派莽荒的景象。加之其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开发与战胜自然环境的能力有限，难于抵御那里经常发生的洪涝灾害，未敢涉足平原的腹地中央。其时四川盆地的先民们只能选择在平原周围一些低山地带或丘陵地区栖息繁衍，平原内部是无人居住的。目前考古发现四川盆地稍早一些时候的文化遗址都分布在成都平原以北、以东乃至以西的低山丘陵及其与平原交接的边缘地带，平原上最早的文化遗址只能上推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2〕，此即是远古时代成都平原未尝有人类居住的证明。目前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成都平原上最早的考古文化即宝墩文化，其年代距今约5000-3700年左右〔3〕，大致与中原龙山文化的时代相当。过去人们或称之为“三星堆一期文化”，表明三星堆最下层也是这种文化，三星堆文化是直接继承宝墩文化发展而来的。由于目前成都平原尚未发现比宝墩文化更早或与之同时的其它考古文化，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最早居住在成都平原的古代先民们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是否今后有更早于宝墩文化的人类文化遗存在平原地区发现，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令今后有这样的发现，其时代也不会比宝墩文化早多少。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据说1950年代，成都市北郊羊子山土台基址下面曾发现过5件打制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之物〔4〕，有学者认为，这或可作为成都平原更早时期有人居住的证据。然而这种推测是不能成立的。一则，在整个平原地区，我们并没有发现依次叠压在宝墩文化之下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期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层，仅凭成都市北郊偶然出现的这几件打制石器，就作出如上判断，未免轻率；二则，据原报告称，这几件打制石器出土时所在的地层不早于全新世，与这几件打制石器所应处在的年代并不一致，说明它们并不是本地的产物，或是由其它原因致其迁移至此的。考古学者叶茂林便认为，这几件石器系从外地搬运至此的，因其所在地层属于全新世早期的黄沙土冲积层，“它们之出现在成都平原地区，当是由于搬运作用的结果”〔5〕。也就是说，它们是从其它地区由洪水冲积带到此处的。
总之，就目前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而言，古蜀文明的起源最早只能追溯到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只是在这个时期，人们才始从四川盆地周围的山丘或山前较高地势地区走向成都平原腹地，才始对平原内肥沃而低洼的冲积土壤进行开发垦辟，在那里构筑居民点并渐次发展成城邑，才从而有了古蜀地区最初的文明的曙光。
为什么只有到了这个时期人们才始对成都平原内地进行开发和垦植呢？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一是此期人们的技术手段，也就是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可以对低地农业进行开发的程度。人们可以在低湿地方构筑房屋，可以通过筑造城墙或堤防防止洪水的威胁，可以开挖沟洫排水抗涝，甚至引水灌溉，等等。众所周知，这些技术在龙山时代其它一些地区已是司空惯见的了，对于四川盆地先民们想亦必然。
另一个古蜀先民能在这个时期进入平原腹地的原因，或者说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期气候环境的变迁。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古蜀先民进到成都平原以前，那里到处是池沼湖泽，河网密布，林木茂密，自不适宜人类居住。那样一种地理环境，乃是与当时尚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背景有关，因为湿热的气候与过多的水分不利于湖泊沼泽的消失及陆地地貌的形成。殆至距今5000年前后，地球上的气候突然起了变化，由暖湿而趋于干凉，从而使得一些平原低洼地区的环境出现了改观的契机：湖泊沼泽大面积萎缩，河床下切，河流阶地与平原冲积扇迅速发育，整个地面变得日渐干爽。如此，就使得人们可以从原来的低山丘陵地区下到这些平原低洼地区的河流阶地上居住了〔6〕。毫无疑问，四川盆地的情况也应是这样，因为这次气候变迁是全球性的，四川盆地地气候变迁不应有所例外。限于资料，我这里只查阅到《四川林业科技》上刊登的刘和林等人对于川西南地区古气候变迁的两篇文章，文章分别选取川西南雷波与布拖两个地方的植物孢粉进行分析，得出这两个地方分别自距今5000（或5300）年和距今4000年气候由暖湿转向干凉的结论〔7〕。我曾经研究过古代中原夏族的起源与夏代国家形成的问题。夏族的发祥地应在古河济之间，也就是古代的兖州〔8〕。那里也是一片平原低洼的地势，有多条河流纵横其间。在早，这片广平低洼的地方也是很少有人烟的，因为那里也是湖泊沼泽遍布，河网密布，时有汗漫的洪水发生，除个别地势较高的岗丘之外，多数地区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以是缘故，在仰韶—大汶口文化时代及其以前，这一带考古发现的人们的聚落遗址十分稀少。只是到了龙山时期，随着气候的变干变凉，这里的地貌环境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离海不远，由海平面的下降，引起河流侵蚀基准面的相应下降，从而导致河流下切。新的河流阶地、冲积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堆积的迅速发育，更促使这里湖泊沼泽大面积地减少。而这一切，都意味着这里提供给人类居住的空间大面积地增加，可耕种土地面积迅速扩大。加上其时其它一些地区出现的资源与能源的紧张，从而使得这些地方的居民，尤其是古河济地区以西和以东两个高地的居民纷纷向这一地区转移，形成古河济地区人口与聚落的空前迅速地增长。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我认为这应当便是古代夏族及夏王朝在这一带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
可以比较得出，古蜀地区文明产生的道路与中原夏文明产生的道路是非常相似的：它们都起源于龙山时期，都发祥于平原低洼的两河之间的地区（古蜀地区的两条重要河流是岷江与沱江），都是由于气候变迁导致本地区出现地理环境的改观，从而促使四周较高地势的人们前往此处从事开发并从而发展出本地最初的文明。只是中原夏族的文明发展得稍快一些，更早一些时候进入文明和国家状态，如此而已。
其实，从整个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像中国的夏文明、古蜀文明这样的文明生成的道路，应是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的。至少我们所知道的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等最早的文明，都是生长在平原低洼的地理环境或河谷地区，靠了那里河流冲积而成的肥沃土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学者称这种环境下的农业为低地农业。比较起过去人们在山丘或山前地带所从事的所谓山地农业，低地农业一般出现较晚，但却效率更高，积累粮食与剩余财富的时间来得也快，因此，这些地方都能够较早地进入文明社会。另外，由于低地农业出现的时间较晚，到这里从事开发的居民多来自其它地区，伴随着他们的到来，这里无异成了多种文化汇萃的地区。我想，这也是这些平原低地能够快速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古蜀文明从根本上说，应属于原生性质的文明。它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在它之前，这里没有其他人类涉足，没有比它更早的任何人类创造的文化或文明遗址。
古蜀文明也不是由传播而产生的文明，它不是个别外来文明迁移至此而产生的。尽管它包含有许多外来的文明或文化因素，但从总体上看，古蜀文明属于古蜀居民自己的创造，它是古蜀居民立足于自己本土的基础上，将各种外来文化熔铸于一炉，从而形成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文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这里都只构成古蜀文明的一些个别的因素，都未曾占据古蜀文明的主流。
根据古蜀文明的这种性质，联系到它的起源，可以归纳出古蜀文明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是它的亚热带低地农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作为亚热带低地地区的居民，古蜀先民所从事的是稻作农业，并且早在宝墩文化时期就已如此。这已为都江堰芒城遗址的灰坑中所发现的水稻硅酸体的遗存所证实〔9〕。应当说，古蜀地区这种平原低湿气地理环境，总体上是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适应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的。由岷江和沱江两条河流与其支流造成的多个冲积扇上的土壤肥美而且疏松，人们在这样的土地上仅仅使用竹木工具就可以有效地进行耕作。据称，宝墩至三星堆时期成都平原一带很少发现大型的石制农具，便与古蜀先民使用竹木工具为主的耕作方式有关。加上这里充沛的降水量及丰富水系带来的灌溉之利，获取农业生产的较好收成是不成问题的。可以认为，古蜀地区的富庶并不是待李冰之后，而是自有人群在此从事垦植就已开始了的。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湿热气候条件下的平原低地既有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一面，也有给人们的安居乐业带来严重威胁的不利的一面，那就是这里时常发生的水涝灾害。于是，防御和治理水害亦成了古蜀先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考古发掘亦提供给了我们不少信息。首先是人们的居处。那时人们多选择在两河之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居住，以避免洪水的冲击。建筑形式则多采取在地面上构筑木（或竹）骨泥墙的住屋，或干栏式建筑，以对付低湿而又多雨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人们发明了筑城，并将城址选择在上述较高的台地上，以防止平原上汗漫的洪水的淹没。目前仅宝墩文化时期，考古工作者就已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崇州双河、崇州紫竹、郫县三道堰、大邑盐店、大邑高山、广汉三星堆（月亮湾地点）等9座古城。这些古城当然也可以作为防止敌对人群侵袭的堡垒，但从其建筑特点看，防御水害显然是它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10〕。我曾经指出同样处于平原低地环境的古河济之间龙山时代居民筑造的众多古城具有防御洪水的功能，并指出这与文献记载的“鲧作城郭”、“鲧禹治水”传说可以相互印证。现在看来，古蜀地区大批古城址的涌现实与之具有相同的性质。就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而言，这两个地方发现的古城址的密度与国内其它地方相比要高出一大截，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为了维护低地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古蜀先民很早就懂得了开挖沟洫、引导水流的重要性。传说中有大禹导江为沱的故事，虽未必证明大禹一定在这里治理过洪水，但反映了蜀地治水传统的悠远。进入历史时代，则又有“鳖灵治水”的传说，其事载于《华阳国志》，称杜宇末世，“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以除水害”。杜宇之世当西周至春秋中叶，学者多以为可信以为实。就考古情况而言，属于成都十二桥文化的金沙遗址据称就曾发现有密布的农田灌溉沟洫遗迹〔11〕。属于春秋晚期的成都方池街考古发掘中，亦发现有数条用卵石修筑的石埂，考古工作者亦认为与治水有关〔12〕。到了战国，蜀守李冰在这里主持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学者咸以为其是在总结此前蜀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完成的。凡以上史实，均可说明古蜀地区低地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性质。
第二，是它吸纳众多外来文化因素，并将它们熔铸为一炉的文化气质。
前言古蜀文明是在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其产生的时间并不十分久远，因为这里太古时期的气候、环境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气候环境的变迁，人们才始从四周较高地势的地区陆续来到这片平原低地从事开发，从而给古蜀地区带来文明的曙光。这种文明产生的方式，决定了古蜀先民来源地的复杂性与其文化构成的多样性。如今日学者屡屡提到的，早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时期，这里通过岷江上游及嘉陵江上游的通道，就接纳了许多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的因素；通过长江三峡走廊，又吸纳了来自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的因素。以上这些文化因素，是人们比较说得清楚的，还有一些文化因素，由于来自更远的地方甚至域外，人们对之还说不太清楚，只是从某些出土文物所具有的一些文化特征，来大致推测它们出自某个地域。如根据三星堆出土大量象牙和海贝，推测它们大致来自南方，包括南海与南亚地区；根据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青铜神树及金杖等物，推测其与古代西域、甚至西亚地区的古代文明具有一定关联。由于这类出土物占了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不小部分，人们对三星堆文化有着某种神秘的感觉。要之，古蜀文明所具有的多种文化因素的物质，是同时期其它地区的文明所不曾具有的。当然，这所有不同的文化在古蜀先民那里已被熔铸为一炉，我们看那些具有不同文化因素的文物都出自同一个祭祀坑，即表现了这些不同文化都被古蜀国家的统治者所接纳，它们在古蜀国最高统治者眼中是已融为一体的。第三，是它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及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
多神崇拜是与多元文化相联系的。既然古蜀地区的居民非来自同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将各自保有的不同宗教信仰带进新的生活环境中来，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学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各种器物，包括上面的各种图案、符号、雕塑，指出器物主人各自具有的对于天神、日神、山神、神树、鱼凫、纵目神等各类神祗的崇拜，尽管这些说法有的还有待进一步落实，但均显示了三星堆人多灵崇拜的事实。只是这众多神祗中应当还是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神祗，我认为它就是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族群所奉祀的祖先神，或者就是人们所说的鱼凫，它是鱼凫族的象征。
作为三星堆神权政体或政教合一政体的证据，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了，就是三星堆祭祀坑所出青铜立人塑像及那枚金质的权杖。一般认为，这尊大型的青铜立人像，乃是一位王者兼大巫师的形象，既握有世俗王权，更是最高神权的代表。而所谓权杖，更是王权与神权合二为一的象征。这枚绘有某种宗教意义的图案的细长、金质的权杖，与古代西亚、埃及神权政体最高统治者所使用的权杖性质相同，充分显示了古蜀国家政教合一的性质。这种政治体制，显然是古蜀地区不同于古代中原或其它地区国家形式的又一个特征。
还有一些学者总结出来一些古蜀文明的特征，但我以为，以上三点，应是古蜀文明最基本的特征，是可以与古蜀文明的产生相互联系起来加以说明的最重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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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沈长云，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