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传播中国文学

Ⅰ 文学翻译在文学跨国传播中的作用

随着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美国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把中文作为外语系。如何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文化，中文图书海外出版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桥梁。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中，英译本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作为目前比较流行的语种，英文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最好的一个介质。很多国家的民众都是通过中国文学的英译本来了解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文化。“很多在保加利亚看到的中国文学作品，并不是通过中文翻译过来的，而是先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保加利亚语。”保加利亚作家、翻译家《红楼梦》译者韩裴告诉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记者。

繁简字的差别、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译入与译出的不同成为中美文化互译的主要挑战，而对于中国知识的匮乏则成为中文图书进入美国市场最大的绊脚石。资深的出版人，美国纽约大学罗伯特·本齐认为目前中国出版物英译本太少了。“中国的出版商参加法兰克福图书展等，包括北京书展，所有的书目都是中文的。”如果这些书目都是中文的而非英文的，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书目被抛弃在垃圾堆了。当然不是所有的书目都翻译成英文，但是至少感兴趣的书目可以被翻译成英文，因为“把作品翻译成英文，更容易从英文翻译成其他的小语种，这样就更容易一些。另外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可能英语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二外。”

年逾古稀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被中美媒体称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有评论称，没有他把莫言的多部小说翻译成英文，莫言的影响力恐怕难以深入西方，他对莫言作品的世界影响力居功至伟。

翻译需要国家的力量

英译稿很重要，但是英译稿很贵。除了英译稿，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语种，其实对作品来说，只要有一个译本，就是走向世界的最好的敲门砖。在欧洲市场上，很多的出版商能掌握多门外语，无论是法语翻译稿，德语翻译稿，对中国文学作品来说，都是走向世界的一个契机。

文学翻译在文化交流中作用非常重要。各个国家对翻译都非常的重视。目前国际通行做法，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提供资助，对翻译家们提供各种其他形式的帮助和支持。据了解，中国已与世界50多个国家签订了相互翻译对方经典作品的协定，中国图书已经进入到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鼓励更多的海外翻译家投入到中国图书的对外翻译出版中来，中国政府专门设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6年来资助了3700种图书的对外翻译出版。已成功举办10年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共表彰了法国、俄罗斯、德国、美国等32个国家的69位在介绍中国、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海外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

由中国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自2015年创办以来，以文学出版为媒、以翻译合作为桥，并通过工作坊、写作营、翻译沙龙等方式丰富研修内容，发现合作机会。2015年研修班促成了30余国的50余位研修代表与10余位中国作家、诗人和学者面对面交流，直接和间接推动了《水浒传》、《安魂》、《南京大屠杀》、《湖光山色》、《敌人》等一批作品以高质量翻译在海外落地，让世界各国读者分享了中国文学和出版领域的成就。

文学就是一个桥梁，让不同文化的人可以互相了解，进而认可。中国文学浓缩了中国文化，无论三千多年传承至今的《诗经》，还是当代作家们笔下描绘普通人生活的作品，都传递着中国人丰富的情感、梦想、信仰和追求。如何让世界各国人们认识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走出去，文学翻译是关键。

Ⅱ 文学媒介可以分成什么

文学媒介可以分成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大众媒介。

1、口语媒介

口语媒介是语言媒介的一种重要形态，是指以口头语言形式实现人际传播的语言媒介。口语媒介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简便快捷，二是与身体语言和原始礼仪相伴随，三是真切生动，四是不易保存。

2、文字媒介

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埃及，出现了象形文字。中国也是最早发明和运用象形文字的国家之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语言的最重要的辅助工具。它可以说是在石头、青铜器、兽骨、竹简、木牍、缣帛和纸张等媒介上记载的语言。

3、印刷媒介

印刷媒介是把文字和图画等做成版、涂上油墨、复制在纸张上的媒介技术，它通常包括手工印刷媒介和机械印刷媒介两种形态。这里谈印刷媒介主要是指手工印刷媒介，而机械印刷媒介则纳入大众媒介部分去谈。

从中国文学史看，手工印刷媒介在宋、元、明、清时代文学中起到了主导媒介的作用，对这时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4、大众媒介

大众媒介（mass media），又称大众传播媒介（mass media of communication），按传播学家的定义，“通常指的是中间插进了用以重复或传布信息符号的机器和有编辑人员的诸如报纸或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的传播渠道”。

(2)如何传播中国文学扩展阅读：

媒介包括两方面要素：

一、是包容媒质所携带信息或内容的容器，如书( 甲骨、竹简、帛书、纸书)、相片、录音磁带、电影胶片、录像带、影音光盘等。

二、是用以传播信息的技术设备、组织形式或社会机制，包括通讯类(驿马、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可视电话、移动电话等)广播类(布告、报纸、杂志、无线电、电视等) 和网络类三大类。

在当代社会，一般而言，媒介指机械印刷书籍、报刊、杂志、无线电、电视和国际互联网等，它们都是用以向大众传播消息或影响大众意见的大众传播工具，都是传播信息的媒介。

Ⅲ 如何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到走进去

单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强大合力。有学者认为，学术团体、社会组织、留学生、出境游客、华人华侨等等，这些都是展示中国形象的好“窗口”。同时还要借助新媒体力量，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实现展示的多媒体化，使中华文化的传播更立体、更鲜活。将中国文学、美术、音乐、影视、传统文化等文化样式，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起到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效果。
中华文化“走出去”，任重而道远，传播好中华声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每个中华儿女都使命在肩。

Ⅳ 中国古典文学如何在文化产业学中激发出创意的火花

论文化创意产业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融合

本文作者：谢丽英

中国古典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语言艺术,是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灿烂光辉的经典性作品或优秀作品集合,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令人瞩目的瑰宝,主要表现为诗歌、散文以及词、赋、曲等多种形式,通过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在文学史上呈现出多姿多彩、绚丽辉煌的图景。长期以来,人们主要通过书面形式了解、欣赏中国古典文学的美,然而,近几年来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发展,中国古典文学在文化创意人的创意制作下,与广告、动漫、影视等结合,使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在高科技的支持下,让人们领略到更高层次的艺术美,并为市场带来了高附加值产品,创造出更高的财富价值。

一、诗

诗歌起源于上古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彩的语言形式。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诗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早期的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在产生之初就是配乐而唱的,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中国古籍对诗的论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又《礼记·乐记》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早期《诗经》中记载的诗词其实是用来唱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歌词”,到了唐宋时代中国诗歌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涌现出了许多着名诗人,他们的作品被广为传唱。诗是普遍的艺术,是一种最为古老的文学艺术样式。诗是文学中的文学,抒情美是诗的最本质特征,诗美是艺术美的最高体现。

近年来我国古典诗歌以新的音乐形式走进人们的生活与学习中,作曲家将古典诗作与现代新音乐进行融合,于是,有许多琅琅上口的诗歌被搬上了音乐舞台,有的甚至走进了流行歌曲的行列,如邓丽君的《在水一方》：“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绿草萋萋,白雾迷离,有位佳人,靠水而居。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她身旁。无奈前有险滩,道路又远又长”就是对《诗经·秦风·蒹葭》的现代演绎。《诗经·秦风·蒹葭》主题意义朦胧,其意义之一是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爱情的执着追求和追求不得的惆怅心情。诗歌采用比兴、重章叠句等手法,营造了“在水一方”这个可望难即的意境。歌手邓丽君对这首诗进行了创意演唱,在现代乐器伴奏下,由其柔美的声音唱出了现代青年人追求爱情的惆怅之情。

另外,也有一部分诗歌以新的音乐形式走进了我们的课堂,如在现代幼儿启蒙教育中,唐诗启蒙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较好较快地领略到诗之美,制作者们对诗歌进行了创意之作。如将《悯农》、《清明》、《春晓》等诗歌谱成歌曲,让婴幼儿在现代音乐声中接收古典诗歌,这样既激发了学习兴趣,又弘扬了民族文化,还有利于音像产品的销售,创造了经济价值。

二、词

词又称曲子词、长短句、诗余,是配合宴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可入乐而歌唱。它兴起于晚唐五代,到了宋代,词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词的特点是句子有长短。词牌是词的调子的名称。不同的词牌在总句数、每句的字数、平仄上都有规定。词可以看作是古代的流行音乐,青楼妙音,乡歌俚曲,文人咏诵,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在广泛传唱,如宋代柳永的词就是“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可见词在当时流传范围之广。

近年来许多流行歌曲开始向古词寻求素材,其作品充分体现了文化创意的特点。如王菲的《明月几时有》就将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用现代流行音乐的方式进行演绎。又如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被谱写成歌曲《月满西楼》,被用于琼瑶剧《庭院深深》。《一剪梅》笔调清新,风格细腻,给景物以情感,景语即情语,词人移情入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耐人寻味。琼瑶抓住了这首词的感人之处,将它作为《庭院深深》的主题曲,更加深入地渲染了该剧的悲伤情调,也令观赏者更为动容。

可见,我国古代广为传唱的诗词并没有因时代的发展而丧失音乐魅力,经过创意人的设计,反而焕发出年轻的时代魅力。将更多的诗词吸收到现代音乐中来,一则可以传承文辞优美的诗词,另一方面也可改善当下乐坛的一些不良现状。

三、曲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它的起源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戏曲约有300多个剧种,剧目数以万计。中国戏曲的主要特点是：以“虚拟动作”为主要载体的写意性;以“程式”为凝聚点的形式美;唱、念、做、打等表演的综合性;以表演为转的时空自由性。

我国戏曲虽有悠久的历史发展时期,但从观众群体来看,它一直吸引老年观众,对青少年观众就缺乏吸引力。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剧目普遍偏旧,缺少创新,旧剧目中又以历史和农村剧目为主,对追求创新时尚的年青人缺乏吸引力。二是传播渠道单一,主要通过剧院舞台进行表演。近年来,为改变这种局面,扩大受众群体,制作者将戏曲的传达方式进行了创意改变。将戏曲搬离舞台,搬到了实景当中,拍成电影、电剧,如《杨三姐告状》、《牛郎织女》等被改编成电视剧,有的还请来受青年人喜爱的明星来担任主角,这样就更加吸引年青人来观看。将戏曲以电影、电视剧的方式加以演绎,虽然改变了戏曲的一些本来属性,但演员的表演更加自由,故事更加真实,观众还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自然景色。

即使是仍在舞台上表演,传统戏曲也可在文化创意人的策划下呈现出丰富的意韵。如深圳市在2006、2007、2008年分别举办了“创意剧场”、“创意读剧”和“创意听戏”活动。以2008年的创意舞台戏曲——《寻戏》为例,该戏由一位现代女孩的好奇询问作为纽带,将京剧、黄梅戏、粤剧三剧种联系在一起,先是京剧《痴梦》,再是黄梅戏《洞房》,接着是粤剧《残夜泣笺》,最后是京剧《大登殿》,串联的形式别具新意,串戏的女孩也在布景的转换下由现代身份转变为古代宫女身份。观众既可在表演中看到何青贤、卓佩丽等戏曲名家的表演,又可欣赏到现代舞蹈,通过这种创意演出,将深圳本土众多的戏曲人才荟萃于创意剧场,用现代与传统对接的艺术方式,在大众中展现了戏曲的魅力。

现代广告也常用戏曲的形式来创意表达,称之为戏曲式广告,即通过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各种传统的戏曲方式来传播广告信息。主要方式是把广告文案写成戏曲剧本,编成符合曲调的唱词,加上道白,配上锣鼓等民族乐器,特点是文艺性强,曲调多为听众所熟悉,容易为听众所接受,从而拓展广阔的销售市场。如“天和牌骨通贴膏”广告中戏曲的应用就很成功：“关节痛,贴骨通。骨利痛,贴骨通。痛、痛、痛,贴、贴、贴。早贴早轻松。”这则广告三字一句,前四句采用说的形式,最后一句是由着名京剧演员童祥荃演唱,语句简练、工整,曲调铿锵、简洁,让观众易于接受。虽然在这则广告中真正的京剧只有一句,但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这则广告戏曲味十足,给观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戏曲还可与动漫结合。2007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与指导,湖南京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九天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制作的“中国戏曲经典原创动画工程”在北京正式启动。工程的第一部系列包括了京剧、昆曲、黄梅戏等常见剧种,也选取了耍孩儿、碗碗腔等珍稀剧种中的代表剧目,共涵盖54个剧种。该项目将这些珍贵剧种与优秀代表剧目,用动漫形象重新创作为戏曲动漫,向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推广。有关专家认为,在世界剧坛独树一帜的中国戏曲,借助最新的媒介形式,将数字动画技术与传统戏曲形式的交叉融合,改编成既富有当代色彩又饱含古典厚重的经典原创动画系列片,这是一种创新,对传承和保护戏曲文化具有重大意义。不论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精粹,还是传播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乃至于开发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都是一件具有独创意义的工作。此外,对于动漫产业而言,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巨大资源加以创新和重新利用,必将提供无穷无尽的灵感来源。

本文作者：谢丽英

关于戏曲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运用,各界已有较共同的认识。2007年12月29日,中国戏曲学院召开“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戏曲教育”研讨会。会中提出戏曲今后的发展要把握住文化创意产业的动向,认为戏曲与文化创意产业结合,不仅可以推动戏曲艺术的发展,还可实现以文化艺术推动经济的理念,实现巨大的经济效益。

四、赋

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赋”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片》。诗、词、曲在最初均能歌唱,而赋却只能朗诵。赋外形似散文,内部又有诗的韵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远甚于诗。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其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在远承《诗经》赋颂传统,近承《楚辞》的基础上,兼收战国纵横之文的铺张恣意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的相关因素,最后综合而成的一种新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赋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端倪。赋“声情少而辞情多”,具有巨丽之美与铺陈的形式特点。

当代中国和谐发展,国力强盛,民生安康,恢弘的大国气象正可用赋的形式向世人传达。赋的大气魄、大时空容量的特点,以对宏大叙事的铺张表现力,也是反映国家、民族文化生命力的最重要的美学范式。

以《深圳赋》为例。《深圳赋》是深圳一位普通市民梳写的一篇反映深圳历史的赋文,通过赋文的形式描绘了深圳的发展历史和未来蓝图。这既彰显了市民精神,又反映出当代城市发展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还体现在文化市场上。此外,在赋的形式中纳入现代社会的内容,借用赋体讴歌我国的繁荣与昌盛,用赋这种形式讴歌城市发展,并在重大活动上隆重推出甚至刻碑留念,这对于彰显城市的文化品位,打造城市品牌,都具有重要意义。

以赋这种文体歌颂当代社会,正是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而将赋与朗诵、书法和重大活动等文化内容结合,将新制赋文制作成折页、折扇、汉简、文化衫等文化衍生产品,打造文化产业链,同样是一种文化创新,也是一种文化产业链创新。这种做法呼应了世界从文化本质衍生的竞争理论,以及国家大力提倡的文化创新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潮。

五、结语

综上,诗、词、曲、赋是古人创造出来的,凝结着高度艺术魅力的文学形式,在我国的古典文学发展中展现了灿烂辉煌成就。借助现代科技和创意智慧,它们将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展现更加迷人的艺术美,并为市场带来高附加值的商品,创造出更高的经济价值。

Ⅳ 古代诗人写完诗是怎么传播出去的

文化名人谈如何纪念李白诞辰1300周年

1877年，在纪念1848年2月革命30周年时，雨果写道：‘回忆是力量之源……永远不要忘记周年纪念日，开展纪念日活动，如同点燃一只火炬。’

在法国，纪念雨果诞辰200周年活动于今年2月7日开始，这一天是法国学生圣诞节假期后开学的第一天，每一个中小学生在这一天的第一节课——不论上的是什么课——自选一段雨果的诗歌或小说在课堂上朗读。中小学校还将连续五天举行‘雨果马拉松’，即在本校的艺术沙龙里接力式地朗读雨果小说，形成一条‘阅读链’，学生、教师以及周围的居民均可参加。之后法国的读书节、诗歌节、戏剧节都将以雨果为主题，整个法国的文化生活都将奏起雨果这支主旋律。

中国有那么多的名人可以缅怀，有那么多的历史可以纪念，却少见一种自然的发自内心的欣赏和敬畏，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之事。(报摘)

-我们头上的天空中，有颗星星的名字叫李白

-中国诗人在世界上作品被翻译最多的就是李白

刘净植(本报记者)：春节前夕，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和北京青年报将联合主办李白诞辰1300周年的纪念活动。它本身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演出或展览活动，其中有很多值得深说细说的文化话题。我们都知道，国外纪念文化名人的活动是很普遍的，比如说去年希腊是苏格拉底年，今年法国是雨果年。在音乐方面，去年是威尔第年，今年是马勒年。

欧阳江河(诗人)：马勒晚年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大地之歌》，如今已被公认为整个20世纪西方音乐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这个作品就是根据六首中国的唐诗创作的，其中三首是李白的诗作。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引出一个话题：李白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演公司和北青报主办的李白系列纪念活动定位在李白与当代、李白与世界这两个基点上，把李白放在古代与当代、中国与世界这样一种相互融合、交相辉映的语境里来纪念，我觉得这样做有特别的意义。

进入21世纪以后，人类生活越来越具有一种消费性和职业化的全球特征，这种特征与李白身上那种中国传统人文情怀似乎是渐行渐远，但实际上李白诗意是具备当代性的。他那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宇宙意识，他亲近山水的自然观，他的想象力，他的酒神精神和浪漫情操，所有这些放在当代，肯定是可以为我们带来启示和滋养的。至于为什么要提李白与世界，李白身上有没有世界性？中国诗人在世界上作品被翻译最多的就是李白。李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文化名人，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此次纪念活动的后援单位。

据我所知，我们头上的天空中，有两颗星星是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是李白，另一个是屈原。

-我们如何纪念自己的文化名人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似乎主要是跟经济、体育有关，比如申奥，入世，世界杯出线，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文化上有所作为

刘：以前我们做这种纪念中国文化名人的活动非常的少，而且影响面也非常的小，通常是限定在学术的小圈子里，这让人觉得不可理解。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名人太多纪念不过来，还是说我们不太善于回首过去？

欧阳：用李白与当代、李白与世界来定位李白诞辰1300年的纪念活动，既有学术与诗歌本身的一些考虑，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考虑是运用演出、展览等普通老百姓乐于接受的方式，把李白的诗意、形象、思想和生活态度的影响扩大到整个社会。去年被称为中国年，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似乎主要是跟经济、体育有关，比如申奥，入世，世界杯出线，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文化上有所作为？这次中演和北京青年报共同来做李白的诞辰纪念，看能不能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将中国精神文化资源的能量发挥出来，创造一种具有当代性和世界性的共享文化。

尚晓岚(本报记者)：钱老师，我知道《文史知识》为纪念李白1300年诞辰出了一期专号，对此学术界有什么反应吗？

钱志熙(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在欧美和日本，纪念文化名人的活动是常规性的，比如某某诞辰多少周年，逝世多少周年。但我们基本上还是限于学术圈内，基本上没有反应到大众媒体上面去。现在很难跟五四以前比，像李白诞辰，在那时人们会举行一些诗歌的吟唱活动，像苏轼逝世多少年、屈原诞辰多少年、李白诞辰多少年都会举行一些活动的。由于有《床前明月光》等比较有名的绝句，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多少还知道一点李白，但仅此而已。

刘：这种现象正常吗？

钱：当然不正常。我觉得需要政府、文化机构、媒体和学校共同努力来改变这种状况。通过这种纪念文化名人的大型活动，树立起一种尊重文化遗产的意识。至少在文化阶层，有文化的人是应该关注李白的。

余华(着名作家)：中国文人中抒情性最强的一个是李白、一个是屈原，他们的抒情性是后来所没有的，有一些原始性的东西在作品里。李白的诗歌有一种比较开放的结构，唐代新的诗体是格律诗体，但李白是反格律的，开放的。他的诗翻译成外文诗意失去的比较少。如果说诗歌艺术主要的本质是抒情的话，李白的诗歌达到了抒情艺术的极致，有一定的世界性，外国人可能接受李白比接受杜甫更容易一点。

欧阳：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国古典诗歌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谈到中国古诗的翻译，我认识一个很有名的德国教授顾彬，他说他这一辈子想做的一件事是把杜甫晚年的《秋兴八首》翻成德文，这可不简单，这等于是在发明德语，因为用现有的德语是无法翻译的。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诗人艾略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断，他说现代主义诗歌巨匠庞德对英语诗歌革命最持久、最具决定性的贡献，就是他翻译的唐诗，其中主要是李白诗歌。艾略特认为庞德发明了中国的古典诗，但实际上庞德本人不懂汉语，他是根据英国一个汉学家的笔记翻译出来的。庞德研究了唐诗，研究了李白，然后借助翻译完成了20世纪现代英语诗歌最为深刻的语言革命。

这里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中国现代诗人觉得古典诗歌遗产没什么用了，外国现代诗人反而在其中发现了有用的东西。

-继承文化遗产是一件长期的、很复杂的事，现在年轻的观众、年轻的读者一代一代在流失，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接受文化遗产要创造性地去接受

-我们中国人纪念西方一些文化名人甚至比纪念自己的文化名人来得更贴近一些，比如纪念莎士比亚。可能普通中国人了解莎士比亚的比普通英国人还多

钱：我在四川开学术会议时，感到四川人对李白有很深的感情，对杜甫也有感情。这两个人是可以相互并立的，相互补充的。李白是复古的，他特别崇尚古人，而杜甫是革命性的。李白做出来的事情也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李白是没法学习的，只能是文化吸取，把他当成一种高度。李白不能像学习杜甫那样去学习。

余：中国的文化遗产太丰富，你不读不知道。我小时候以为就是唐诗、宋词、元曲、小说以为就是红楼梦、三国演义，现在才知道，要把中国古典文学全看完是不可能的，太浩瀚。虽然文言文两百个字就能构成一部长篇小说，但是这样浓缩的东西你读不完。顾彬要做的翻译工作，别说是翻译成德文，就是译成白话文汉语也很困难。比如说杜甫对待山对待道路的感觉，他的思维状态和李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怎么翻译？继承文化遗产是一件长期的、很复杂的事，现在年轻的观众、年轻的读者一代一代在流失，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接受文化遗产要创造性地去接受。苏东坡为什么是受到李白影响的文人中最成功的一位，关键在于李白影响了他的原创性，而不是抹杀了他的原创性，这是最重要的。苏东坡通过他的原创性让我们再度了解李白的原创性，两者之间不是单纯的模仿。

欧阳：当代中国文学和诗歌创作，进入语言上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吗？这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刚才提到，我们中国人纪念西方一些文化名人甚至比纪念自己的文化名人来得更贴近一些，比如纪念莎士比亚。可能普通中国人了解莎士比亚的比普通英国人还多。所以我认为纪念李白这样的中国文化名人，含有拓展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源的战略考虑。

余：1999年我去都灵参加一个国际书展，遇到一个拿过布克奖的英国作家，他说英国现在的大学生，如果不是学文学的，大部分都不知道莎士比亚是谁。英国纪念莎士比亚的活动是很隆重的，但还是留不住自己的文化遗产。民众对此不可能像对奥运会那么热衷，因为那毕竟是对过去的遗产。美国也差不多，福克纳诞辰100周年时我正好去他的家乡，美国主要报纸也就发一点小消息，只有家乡小镇(比邮票还小，大概走两分钟就没了)报纸的所有版面都给了他。假如我们中国要纪念文化名人的话，365天每天都有，而且是国家纪念国家的名人，省里纪念省里的名人，县里纪念县里的名人，甚至有些乡还纪念他们乡的名人，最终事情搞得很乱。所以我们在李白诞辰1300周年时纪念李白，重要的是持什么样的态度。

刘：不管用什么样的纪念手段，关键是怎样看待文化遗产的问题，这些遗产对我们当代人有什么意义，这里有一个寻找文化定点的问题。国外纪念文化名人，有一个非常自信的文化背景，人们能非常自豪地说起自己所代表的文化，个人背后的东西。我们呢？

欧阳：对我来说，参与纪念李白的活动，其实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中国现在正在转型，大家的兴趣似乎整个一边倒地在经济、市场方面。因此，我将李白身上所体现的诗意，那样一种精神上光耀的东西，看作是对越来越忙碌、越来越实用化的当代生活方式的一种很好的提醒。顾彬有个看法，他认为中国古代和当代诗里面的许多精髓，要通过像他这样的欧洲人来传达。因为德国经济分配早已体制化了，一个大学教授可以不考虑金钱，他的精力和心灵活动完全省了下来，可以用来关注诗歌和艺术。像顾彬教授为翻译杜甫的《秋兴八首》而绞尽脑汁，如今这种现象在哪个中国人身上还能看到？我觉得纪念李白，正是因为他的诗歌在这样一个时代，对我们的生存处境、生存品质，是一个独特的提醒。

-树木受到阳光的影响后，是以树木的方式成长的

-我们没有像巴赫或贝多芬这样的一个人，也没有像莫扎特这样的人，突然把这麼多的展露在民间的音乐资源建筑成巨大的音乐

刘：余华先生，我觉得你们这一代作家，本身也是处在这样一个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包括写作也会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就此你能谈一谈吗？

余：提到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实这是一个好事。魏晋时期的文学就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唐朝是文化上的大唐盛世，宋朝、元朝就更不用说，到了明、清也一样。整个19世纪欧洲文学也是如此，莎士比亚的三个戏翻译成法文后在巴黎上演，结果引起轰动，英国文学突然刺激了法国文学，造就了法国一代大师，像雨果和巴尔扎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再强大，慢慢也会变得有点萎靡不振，当外来文化进来时，肯定会促进你。重要的是，外国文学对我这样一个中国作家的影响，包括中国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还包括同时代作家之间的影响，都是一种阳光对树木的影响，关键是树木受到阳光的影响后是以树木的方式来成长，不会改变成阳光的方式。这就是创造。

欧阳：能否用李白来定义中国文化呢？定义欧洲文化肯定离不开莎士比亚和巴赫这样的人，巴赫不仅仅是一个作曲家，他完全是一种文化现象。哪怕现在没人听巴赫，都去听摇滚乐，也不妨碍巴赫作为欧洲文化的奠基者。莎士比亚肯定不如一个英国的摇滚乐队(比如辣妹)那么热，那么流行，这是肯定的，但你能因此就说辣妹和贝克汉姆可以取代莎士比亚成为定义英国文化的基石吗？

余：说到巴赫，他非常像中国的李白。1999年我去德国，刚好是巴赫逝世200周年，整个德国各种纪念活动非常的多，我印象深刻的是巴赫逝世的那天，广播里面不断播放巴赫音乐，24小时全部是巴赫的音乐，别的节目没有了。我相信巴赫对整个德国人来说是一个精神支柱。为什么他的音乐那么多人喜欢？与李白一样，他是个老百姓，一个非常着名的管风琴演奏家，收集了很多乡间的音乐，并从中创作出了自己的音乐。他的音乐是德国音乐，当然也是全世界音乐的宝贵财富。巴赫写的音乐在他的时代被认为是相当世俗的东西，而今天我们听起来却是一种非常神圣的音乐。李白的诗不也一样吗，他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生活化的、带有世俗倾向的诗人，在我们今天看来，却是非常神圣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曾经有人问我是不是喜欢当代中国的音乐，我说我不怎么喜欢，虽然我写作也受到中国音乐的一些元素的影响。我们没有像巴赫或贝多芬这样的一个人，也没有像莫扎特这样的人，突然把这麼多的展露在民间的音乐资源建筑成巨大的音乐。现在谭盾等人在做一些工作，但是远远还没有达到气候，真正要把我们中国的民族音乐发扬光大，是要有一些像巴赫、莫扎特这样的人来做原创性的发掘，这样我觉得文化遗产才能够真正得以保存发扬。

-各种各样的纪念方式都很有意思，我们这次用演出和展览的方式纪念李白也应该产生有益的影响。作为文化人，我们有责任向社会宣扬和推广自己的文化名人

-我们不希望纪念李白的活动成为学术的讨论或是一个小圈子范围的事，而是想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

欧阳：西方纪念文学家、音乐家之类的文化名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电影。莎士比亚，乔伊斯，艾略特，马勒，韩波和魏尔伦，肖邦，贝多芬，莫扎特，都拍了电影。而中国的电视连续剧好像总是在拍皇帝，很少有拍文化名人的。

余：我看过电影《莫扎特》和《沙翁情史》，这肯定是纪念的一种方式，绝对不会是刚好赶到他诞辰或逝世多少周年才拍的。还有另外一种纪念方式，一个作家对很多后来者，像李白对很多后来者，无论是在大学里研究他的人，还是普通读者，纪念是无时无地不存在的。我去福克纳家乡时，听人讲了一个故事。福克纳生前特别爱喝酒，全世界喜爱他的人以带一瓶威士忌洒在他的墓地上的方式纪念他。1988年春，来了一个与福克纳一样矮小的小老头儿，手里提着一瓶特别名贵的威士忌，在墓地边坐了两个小时，洒完酒后，因为要等车，他便去了一个我也很爱去的小书店，一声不吭地翻书，也没有人注意到他。如果书店老板注意一下他，就会知道，他就是佳西亚·马尔克斯。这成了他们城镇最骄傲的段子，来人就说。

欧阳：我在美国居住时，1994年1月，碰到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当时在报上读到过一则让人感慨的消息。下雪那天正赶上爱伦·波的生日，这之前每到这天的早上5点钟，都会出现一个神秘的黑衣男子，开车过来在他墓前放一朵黑玫瑰，这样做已经持续40年了，从未间断。那天因为雪太大，积了一米多厚，当地人以为他肯定不会出现，但到了早上5点钟，有人还是习惯性地起来看了一眼，那人徒步走来，在5点钟准时将一朵黑玫瑰放在波的墓前，这恐怕是对一个作家最好的纪念。阿根廷有个探戈歌王于空难后，人们为他塑了一个叼着根烟的塑像，因为他生前手里不离烟。据说他手头的烟永远都点着，永远有人去续上。法国的萨特生前习惯在咖啡馆写作，他常去的那家咖啡馆有他的固定位置。他后，那个专座一直空着，没人占用，这也是一种纪念方式。各种各样的纪念方式都很有意思，我们这次用这种演出和展览的方式纪念李白也应该产生有益的影响。作为文化人，我们有责任向社会宣扬和推广自己的文化名人。

刘：我们做这个纪念活动本身是面对大众的，演出是面对大众，北青报本身就是一个大众的媒体，我们关心的问题可能就是大众关心的问题。我们不希望纪念李白的活动成为学术的讨论或是一个小圈子范围的事，而是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纪念他的现实意义在哪？

钱：中国人的纪念方式通常较为含蓄。比如纪念李白，你可以去读书，文献都在这里，你恰好读到一个地方，作为朋友，你告诉我书里有一段话、一种思想打动了你，向大家传播一下，大家知道了。时值李白诞辰1300周年，平时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角度，现在从展览或演出的角度来看看李白，来思考和纪念他。我们任何人身上都有祖先的基因，每一个读过古典文学的人身上都有李白的基因，杜甫的基因，这毫无疑问。可能在每个人身上呈现的方式不同，但是肯定有。这麼一个纪念李白的活动，有些人会借此更深入地去了解一种东西。经济学者有一个最重要的假设：一切人都是经济人。经济人最大的事是挣钱，实际上学会怎样花钱比学会怎么挣钱对于人的影响更大。人怎么花钱有两个方面：为自己的身体和为自己的精神，你为哪方面花的钱更多？

欧阳：记得一位当代俄罗斯诗人说过一句话：一个读诗的人肯定比一个完全不读诗的人生活得要好一些。所以，读读李白的诗歌吧。

-李白诞辰1300周年纪念活动

要目

名为《梦白》的大型现代舞剧(2月5日、6日，天桥剧场)是广东现代舞蹈团为纪念李白特意创作的。他们用现代舞蹈的语汇表现了诗人的狂放性格，勾勒出诗人热爱生活，向往自然，感怀人生的情愫，采用大写意的手法，古代与现代在同一舞台空间并置。同时，还以世界各国现代音乐为基本素材，用电脑进行编排整合，构成了舞剧的音乐背景。整部舞剧充分显示了它的多元性和世界性。

交响音乐会《明月出天山》(2月7日，天桥剧场)则凸现出李白诗歌与音乐的不解之缘。郭文景的《蜀道难》就是根据李白这首着名歌行体长诗创作的交响合唱。周龙的《唐诗四首》分别摄取了包括李白《听蜀僧弹琴》在内的四首唐诗的意境。郭文景和周龙着力于古代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他们用西方交响音乐的基本手法，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元素，加上自身的内心体验，创作出了既传统又现代、既本土化又有世界性的作品。

诗歌剧场《天地一太白》(2月9日、10日，天桥剧场)特别强调李白诗歌与当代人生存现状的相互映照、相互交融。演出将特邀唐国强、焦晃、鲍国安、石维坚等表演艺术家登台，用他们或热情奔放或深沈内敛的朗诵传递诗人对人生、自然、永恒的情感体验。整场诗歌晚会中，由着名演员鲍国安扮演的李白将多次出现，演出的主创人员极富想象力地使李白‘复活’于舞台之上，让李白与自己的诗作重逢，让他与现代人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演出当晚将有多个国家的外交官登上舞台，用各自国家的语言朗诵《静夜思》。

Ⅵ 中国古典文学在新加坡的传播

一、中国官方在新加坡建有文化中心，定期不定期举办讲座、演出、展览和各种培训班，来参加的新加坡华人很多。

二、新加坡官方和华人民间团体也有类似机构，均为非盈利性质。有很多人热心参加和出资。

三，教育系统针对不同种族的学生，有专门的民族文化培训课程，一般邀请校外专业机构组织，费用政府出。内容十分广泛和细致。比如，华族学生会接触到剪纸、戏曲、舞狮这类很大众化的中国文化。

Ⅶ 国家形象建构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有何意义

随着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阎连科获卡夫卡文学奖及麦家《解密》等作品深受西方读者青睐，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不仅激发了国内作家与研究者的热议，而且引发了他国的关注。各国汉学家在相关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其视角、观点及阐释范式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不无裨益。
当代文学海外影响力提升
迅速发展的中国在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持续引发“中国热”。与之相应，中华文化也引起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大力推动，其中作为国家文化重要构成的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对此，各国汉学家予以积极评介。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弗朗索瓦·于连认为，中国文本映射出了欧洲文明的限域。此外，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海外“重镇”美国，相关评介的丰厚性与深广度均有提高。美国圣母大学教授葛浩文认为，正因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才使中国当代文学提升了世界关注度。美国波莫纳学院教授白亚仁称，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明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确实业已大幅度增强。再有，东方汉学界也颇为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动态。日本汉学家饭冢容、菱沼彬晁均表示，莫言获奖引起了日本民众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关注，反映中国社会进步风貌的相关作品在日本影响力正逐渐提升。
综观诸位海外汉学家的评价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文学凭借自身成就在当今世界文坛有着日益提升的影响，并与世界文学积极互动与互融。这些汉学家还预见，“东学西渐”从文学到文化层面都恰逢其时。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的“二元困惑”
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丰富实践为中国当代作家提供了生动且多元的创作源泉，而基于时代转型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虽在海外更受关注，但并未赢得普遍认同。针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存在的此种悖论现象，数位汉学家多有论及。
在葛浩文看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决不可因此就断言他国读者必然喜欢中国文学，毕竟反映当下社会生活的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并没有受到普遍欢迎。同时，美国汉学家奥凯恩认为，尽管中国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数量较先前有所增加，但相关译作销售并不可观，且就影响力与声望而言，地位不及村上春树或卡尔维诺，销量则更难与斯蒂格·拉森相比。究其原因，英国伦敦大学蓝诗玲教授指出，译介到海外的中国文学作品大多并非商业出版，而属于学术出版，这使得中国文学作品始终被置于学者研究视域而难以走近普通大众。此外，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教授罗流沙谈及被介绍到俄罗斯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时说，那种过分倚重西方文学范式，而不彰显中华文化历史底蕴与优良传统的文学作品，难以在俄罗斯产生多大的影响力。
遍观上述汉学家的看法，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处境堪忧。要真正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使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并非易事。然而忧虑并非无望，更受关注才有可能广受欢迎，这正是有效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契机。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尚存限域
海外汉学家基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切，面对国际传播过程中面临的诸种问题，凭借迥异观念与独到视角对中国当下本土文学创作进行了相应阐释。
依据相关汉学家的观点，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尚存不少缺憾，其中包括创作主体缺乏全球视域。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作家多缺失外文能力，其作品缺少国际性视野。对此，葛浩文不但深表赞同，而且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尚缺宏大世界观。在日本汉学家谷川毅看来，当下中国文学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部分作家缺乏开放意识，导致其封闭而未向世界敞开。
作品自身存在限域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部分作品存在冗长繁复且人物形象深度尚浅等弊端。奥凯恩与葛浩文等都曾尖锐地批评中国当代作家沉溺于冗长写作，体现于过度描述而又疏于对人物心灵的探索。此外，长篇小说创作危机频仍。顾彬指出，当下的中国长篇小说呈现出碎片化趋势，相应文本缺乏整体与中心维度，且未能展现历史本质与时代精神。再有是出版与传播媒介有待拓展。从出版机制来看，奥凯恩、白亚仁等认为，较之西方国家的文学编辑而言，中国的文学编辑尚难发挥其应有作用，这是制约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传播的痼疾之一。从译介来说，葛浩文、白亚仁及法国汉学家何碧玉都表示，译介中存在中国元素流失等现象，而目前国内翻译水平的确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效果。
当代文学如何走出去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当代中国文学应当依托国家实力承担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历史重任，既推进创作者自身不断提升，又促进作品的国际影响。重新解读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可以得到不少的启示。
从国际视野来看，应借鉴世界文学的共通因素。考量诸种世界文学经典的互通因素是中国文学迈向国际化的有效路径。从创作层面而言，中国文学如果要实现海外传播，相关创作不可无视长期以来形成的、具有国际公认效力的评判标准。莫言之所以能从中国走向世界，因其作品的视野与旨意突破了本土疆域，而呈现出一种共性，对接文学整体上的某些特征。当下中国文学创作应在保持本国文化底蕴与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及时追踪国际文坛动态，善于运用有利于他国更好理解与认同的文本表达方式，从而使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建立联系。从研究层面来看，加强中外文学批评互动，消除偏见与误读，有助于增进自我与他者间的深层交流与理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教授就认为，中国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如不能与他国学界建立联系，那么中国本土的当代文学研究在海外的影响力堪忧。所以说，国内文学批评领域如何在与他国互学、互动、互证、互鉴的过程中，建构起中国文论、批评独特的话语体系与操作范式，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坛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尚需求索不已。
从国内情势来说，应大力敦促作家内外兼修。中国当代文学文本的价值问题，始终为汉学家所关注并褒贬不一。比如，饭冢容表示自己在阅读当下中国文学作品时最为看重的是文学价值，而顾彬则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思想价值表示失望。综观近年来的“诺奖”得主，莱辛、略萨与门罗无不是凭借其兼备对民族命运的深刻阐释力与卓越的艺术创造力而胜出的。由此反观当下国内某些文学作品，其中过度夸张甚或蓄意扭曲中国形象，给其乱贴诸如“暴力”“乖戾”“愚昧”等形象标签等现象并不罕见。这些负面形象如若传播出去，不免妨碍他国受众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正确理解。
鉴于此，从文学外部来看，应强化实践参与作用。当下国家观念主导下的当代文化海外传播策略要求文学作品作为构建国家形象的具象载体，承担传播中国主流价值观与重塑中国文学形象等历史使命。当代中国文学作为媒介在国际化语境中为消除误解与偏见、促进中外相互认知与沟通提供了重要契机，当下创作者应以构建真实的国家形象并提升其正面国际影响为己任，从而使中国文学更有尊严地迈向世界。从文学内部来说，海外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评价呈现出历时嬗变。以美国汉学界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评价为例，几代汉学家的评判标准呈现出从已故汉学家夏志清的“优美”、李欧梵的“浪漫”到王德威的“怪诞”等审美观念与批评范式的变迁。尽管汉学家的相关评价尚存差异，但文学作品的内在构成要素始终是其评判中国文学能否真正传布于世界的首要依据，而文学本体因素的确是评判具体作品的重要标准。由此，当代中国文学应以文学标准为旨归，合理借鉴与吸收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创作技法与写作范式，不断提升创作成果的艺术价值，从而力求真正赢得世界层面的尊重与认同。
总之，中国文学“走出去”必然面临中外文化交流、交锋、交融等态势的冲击与影响，予以回应需要辩证地看待其异同。正视中国当代文学的诸种特征并强化与发展其异质因素，既不以炫丑或异怪来迎合西方，又应避免中外文学间的隔阂、误读、冲突与对立，努力呈现出自身独特的思想意义与文学价值。中国当代作家应凭借自身实力，揭示日新月异的中国基于人类普遍性而不为西方所有与所知的特质，在世界文学谱系中抒写出精彩的中国文学篇章，进而实现中国文学梦，这是当代中国作家与文学研究者共同的使命。

Ⅷ 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方向的主要课程有哪些

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应用文写作、论文写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马克思主义文论、比较文学、民间文学、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论、中外戏剧史、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摄影与摄像、美学概论、编辑学、秘书学、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Ⅸ 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主要包括哪几方面

找了点资料，仅供参考

中国传统文化走向国际的三种传播途径
随着国际化时代的到来，一个国家的实力已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文化因素将在21世纪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与传播是一个国家走向强国所必不可少的阶段。在走向世界、与国际社会接轨过程中，中华文化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中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注重增强文化的竞争力与渗透力。我国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儒家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对炎黄子孙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海外也几乎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因此，研究以孔子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途径传播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传统文化必然发挥重要的凝聚和认同作用，尤其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的阐发与完善，逐渐积淀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深深地融汇于全球华人的精神血脉之中。孔子文化的国际传播对于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具有重要价值。

在西方，文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文学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因而孔子文化的传播更需要在文学的载体上承载与创新，才能取得成果。在全球化语境下，所谓的欧洲文化中心被新的世界文化格局替代正成为现实，全球化也大大加速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利用文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远远超过单纯的语言教育。20世纪以来，美国文学在英语世界异军突起并迅速进入世界文学主流，大批欧洲理论家和思想家经美国这个世界学术中心的中介迅速成为学术明星，其理论随之也被英美高校的文学学科接纳，成为各个相关文学研究领域内被频繁引用和讨论的经典，正是其突出体现。

孔子的学说传到西方，是从400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把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译成拉丁文带到欧洲开始的。现在，孔子学说已经走向了五大洲，《论语》的全译本在很多国家都有，外国人也看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也读孙子兵法，这些成了他们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有效渠道。我们要以《论语》等中国文化经典为素材，编写更多适合于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的中国文学经典故事丛书等等，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向更大范围传播。

教育途径传播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已是大势所趋，推进汉语教育在世界的普及，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发扬的有力保障。汉语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在扩展汉语疆界的同时使其变得日益包容和混杂，从民族/国别语言发展为区域性语言甚至成为世界性语言。历史上，一批又一批华人大规模移民海外致使汉语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疆界既不确定又不断扩大。当前，汉语互联网的建立也起到了大力普及汉语的作用。现阶段国际互联网上大多数信息虽然仍主要靠英文传播，但随着汉语网站的日益增多和用汉语写作人数增多，汉语传播信息的百分比正在逐步上升。全球化打破了固有的民族国家疆界也拓展了语言疆界，未来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将日渐形成：它不是一种单边英语文化而是多语种文化。在这种多元文化共存的新格局中，汉语文化和汉语写作将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自2004年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国际化的重要举措。到2009年底，我国已经在88个国家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4所孔子课堂，还有50多个国家的260所机构提出了开办申请。孔子学院的兴起是中国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作为国际汉语推广和中国文化传播的平台，孔子学院不遗余力地介绍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将中国哲学、教育学、伦理学传输到世界各地，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

活动途径传播

随着社会发展，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经济活动中，文化作为软实力对于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城镇，乃至社区、村庄，同样需要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才能树立品牌，增强综合竞争力。要让国家综合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必须在拥有丰厚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软实力，以此抢占发展的制高点，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了奋起赶超，就要充分认识自身的文化优势，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把文化活动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把孔子文化的内涵融入到文化节、读书日、电影节以及一些其他文化活动当中，不仅有利于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而且还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比如，各国孔子学院曾举办了近7000场次的文化活动，参加人数达200多万。国家汉办还专门派出了40多支师生小分队，同270多所孔子学院联合开展中华文化巡讲、巡演和展览活动，集中展示中国书画、太极拳、茶艺等；在春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里组织师生和市民游园、观灯猜谜、吃月饼。由厦门大学负责的德国特里尔大学孔子学院就举办过由特里尔大学师生和市民共同参加的“中国电影之夜”系列观影及讨论会，用文化艺术的感染力拉近了两国民众的距离。

近五六年来，以“古老的中国”、“多彩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为主题，盛大的中国文化年在法国各地举办；投资数百万美元、演职人员近千人的“中国文化节”在华盛顿登场，直接享用这场文化盛宴的除了四五万现场观众外，还有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的上百万美国人。“中印友好年”、“中国意大利年”、“感知中国?韩国行”文化宣传活动也相继启动，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这些活动运用创新的商业模式铸造出中华文化品牌，展示了中国文化方方面面，让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使国外社会各阶层都能了解感受并喜爱中国文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Ⅹ 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如何影响我国现代文学

泰戈尔一生同情中国，热爱中国，他曾经两次访问中国。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以后，他的作品大量译成中文。从20年代中期，《飞鸟集》、《新月集》一类表现随感的短诗出现了。可见，泰戈尔的诗歌对中国萌芽的新文学是有影响的。此外，他在诗歌中表达的一些思想感情也影响了中国。 

冰心是受泰戈尔影响较大的一位作家。1981年，她在《吉檀迦利》中回忆到：“泰戈尔是我年轻时代最羡慕的外国诗人。”事实的确如此。早在1920年冰心还是一位大学生时，她就写了一篇题为《遥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散文。文中表达了她对泰戈尔无比崇敬的心情。她写到：“泰戈尔！谢谢你以优美的诗情，救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卓越的哲理，慰籍我心灵的寂寞。” 

冰心早期的着名诗集《繁星》和《春水》，是直接受到泰戈尔影响而创作的。冰心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的‘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 。甚至在诗的形式上，《繁星》和《春水》也“因看着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都是很短的三言两语 ”。在《繁星》和《春水》中，那些晶莹亮丽善于捕捉刹那间感受的小诗，在当时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这种富于哲理的诗，在“五四”后的文坛上颇为流行，对于中国新诗的创立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郭沫若曾经说过：“最早对泰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在谈到自己作诗的经验时说：“自己作诗的经验上，实际是受了泰戈尔诸人的影响，力主冲淡。”郭沫若模仿泰戈尔作过无韵诗，如《辛夷集》中的《题辞》。在着名的《匪徒颂》中，他将泰戈尔与华盛顿、托尔斯泰、列宁等革命家、文学家并列，任为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和美的道德，对他们表示崇敬，三呼“万岁”。1917年，郭沫若亲自从《新月集》、《园丁集》和《吉檀迦利》三本诗集选择部分诗歌，汇成一册，题为《泰戈尔诗选》。他甚至把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阶段称为“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 

泰戈尔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除冰心、郭沫若以外，还有许多作家和诗人，如徐志摩、王统照、郑振铎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